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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先生曾先后三次访问中国,实际上被称为国际兄弟的情谊交往;他每一次来到中国,都对中国现代的诗歌散文和艺术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现代诗歌中的“新月派”由泰戈尔的《新月集》而来,代表人物闻一多、徐志摩等,都受其影响;中国著名画家徐悲鸿就和泰戈尔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泰戈尔甚至邀请徐悲鸿前往印度参加画展,徐悲鸿还为泰戈尔画过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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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与徐志摩在中国几乎形影不离,也留下过很多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在徐志摩家中所照,胡适还在照片上题了字;回国之前,泰戈尔拿出一件印度长袍,上面绣着很精美的有印度文化特色的图案。泰戈尔对徐志摩说:“我已经很老了,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来到中国,这件衣服就送给你们留作纪念吧。”1941年,生病的泰戈尔曾经在纸上写下这样的诗句:“有一次我去中国,我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穿上中国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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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文化的气质是神秘而感性的,而理智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词。它充满智慧,也缺乏温度。但大多数时候,它像泰戈尔说的“全是理智的人,恰如一把全是锋刃的刀,叫使用它的人手上流血。” 后来,你走得都正确,活得那样万无一失,少年们管这叫“无趣的成年人”。只要你肯等一等,生活的美好,总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盛装莅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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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请了假。弟兄们,祝我一路平安罢!我向你们大家鞠了躬就启程了。
我把我门上的钥匙交还——我把房子的所有权都放弃了。我只请求你们最后的几句好话。
我们做过很久的邻居,但是我接受的多,给与的少。现在天已破晓,我黑暗屋角的灯光已灭。召命已来,我就准备启行了。
☞向过去告别,向生命道别,也许人生最深刻的意义就是死亡,在时间荒凉的尽头,所有的一切曾经的美好都将灰飞烟灭,诗人把这样的结束称之为“请假”,“现在天已破晓,我黑暗屋角的灯光已灭。召命已来,我就准备启行了”,在死神召唤的暮年,诗人泰戈尔在《吉檀迦利》的结尾部分,表达对婆娑人间的热爱,对四海之内兄弟的感激,对诸神(包括死神)诚挚的礼赞。(安居士/海滨2020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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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动身的时光,祝我一路福星罢,我的朋友们!天空里晨光辉煌,我的前途是美丽的。
不要问我带些什么到那边去。我只带着空空的手和企望的心。
我要戴上我婚礼的花冠。我穿的不是红褐色的行装,虽然间关险阻,我心里也没有惧怕。
旅途尽处,晚星将生,从王宫的门口将弹出黄昏的凄乐。
☞诗人把这一生视为一次旅行,让我想起庄子、李白和苏轼,他们都曾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生命最透彻的体悟:庄子“不畏死,不惧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超越生死”的卓绝尘外的态度,李白“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的超然物外的潇洒,苏轼“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通透旷达的乐观。泰戈尔“就是这样,在死亡里,这同一的不可知者又要以我熟识的面目出现。因为我爱今生,我知道我也会一样地爱死亡”,东方哲学的契合点在这里找到了明证。由此,我更坚信诗人泰戈尔三次中国之行仿佛回乡探亲,这是因为在哲学、文化、艺术领域中,有诸多共通之处且渊薮在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兼容并蓄的中华文明里。(安居士/海滨2020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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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刚跨过此生的门槛的时候,我并没有发觉。
是什么力量使我在这无边的神秘中开放,像一朵嫩蕊,中夜在森林里开花!
早起我看到光明,我立刻觉得在这世界里我不是一个生人,那不可思议,不可名状的,已以我自己母亲的形象,把我抱在怀里。
就是这样,在死亡里,这同一的不可知者又要以我熟识的面目出现。因为我爱今生,我知道我也会一样地爱死亡。
当母亲从婴儿口中拿开右乳的时候,他就啼哭,但他立刻又从左乳得到了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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