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出现通货膨胀，记得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大白边（10元），不顶事；工农兵（50元），顶一阵，要想办实事，还得老前辈（100元）】
为治理通货膨胀，国务院实行宏观调控，紧缩银根。银行不贷款，各个企业都没有现金支付。企业没办法，只好用赊售的办法把产品卖出去。结果销售出去的产品如同石沉大海，货款无法收回。
各个企业之间形成一个欠一个的三角债，无法解开。在赊销产品时，红机厂销售科老科长一生只有诚信，没有市场风险意识，被一个冒牌假公司骗去一批汽车后半轴价值达十万余元。当讨还这批半轴货款时，发现这公司和个人早已无影无踪，不知去向。
产品赊销出去了，货款不能回笼。红机厂没有现金，无法再生产。没办法，只好全厂停产，工人放假，组织全厂干部清回货款是企业生存的当务之急。
厂销售科一名工作人员认识省行一位负责贷款的金处长。于是厂长刘汉文明智地请这位金处长帮助清回货款。销售科的这位同志陪同金处长到各个农场清账。每到一处，金处长利用手中权力给欠款单位从银行贷款，然后把农场所欠的货款清要回来。
金处长为我厂清要回来数目可观的钱。这位金处长是朝鲜族，喜欢跳舞；为此厂里专门为金处长装修一个舞厅。
那时红机厂赊销出去的货款多达一千多万，单靠金处长帮助要账只是杯水车薪，厂长要求全厂干部人人都要到各个农场要帐，按清欠回款5%提成给个人，有的干部日常就负责产品销售工作，同农场人员关系熟，有过互利共赢的关系，这些人自然能为工厂要回几十万元的欠款，自然个人也有了丰盛的回报。
当时我去曙光农场清账，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那年的元旦都在曙光农场过的；直到春节前夕，曙光农场场长给了我四万元钱的欠款。后来这个场长调到红兴隆管局纪委任副书记，我做红机厂纪委书记。因工作关系彼此熟了，闲谈时，他说当时没想到给你货款钱的。
我还到过牡丹江管局兴凯湖农场清欠。该场是一位刚刚提拔起来的年轻场长，叫王德胜。看我年纪大，就给我四万元钱的欠款。
之后我去了857农场和855农场清欠。在我长达数月时间在外清欠时，厂里班子开会，落实多年上级给工厂职工3%工资晋级指标。班子七人，六人每人晋升一级工资；唯独我一人没能晋工资。
这件事我自己反思，其实原因是我书生气十足，做工会主席工作死心眼，按照工会法去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自然与厂长发生碰撞。
当年红机厂在国家宏观调控紧缩银根时期，赊销一千多万元的产品，最后大部分成为呆死账，有些货款不翼而飞，单位领导干部人员更替，自然无法要回。
为减轻企业负担，把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办社会那些后勤服务单位转让给个人。首先是对厂汽车队实行单位承包，目的是减少厂里的产品运输费用。试行一年，这一项改革以失败告终，因为运输费用反而增加了，其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年，把汽车低价转让给个人，暂时缓解一下工厂不用现金支付产品运输费，让司机慢慢用运输费偿还汽车款。结果一年一算账，工厂的运输费用仍然没有降下来，还在增长。
第二，卖掉厂基建队大院。占地十几亩，连同木工机械设备，如大带锯、电动锯、木工刨床等，一次低价卖给个人。
第三，卖掉厂粮店和商店房屋和大院，厂俱乐部和幼儿园的房产也都大大低于当年建设的成本价，成为私人财产了。当年为建厂俱乐部，朱政委还受到兵团党委的记过处分；真是甚荒唐，到头来也不知是为谁做了嫁妆。虽然这些国有资产在转卖过程中大量流失了，可是毕竟收回一点资金，缓解一下工厂资金紧缺的问题，这就叫做饮鸩止渴吧？
第四，对厂职工医疗制度进行改革。除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医疗费仍然按100%报销外，其余职工按个人工龄长短，技术职称等划分若干个不同报销个人医疗费。从此结束国有企业职工吃药看病不花钱的历史。
第五，将职工个人住房转让给个人。虽然绝大多数职工无钱来买住房，但是可以用厂里欠发职工的工资结算，减轻了企业欠发职工工资的压力；开始对全厂职工用电用水按装电表水表，按量收费，结束全厂职工吃水用电不交钱的历史。
第六，对厂职工医院，由院长个人承包，减掉了工厂对职工医院费用的支出。
最后，把1968年建设办起的厂职工子弟学校交给管局教育局。经多次同教育局协商，最后达成协议:学校划归管局教育局之后，原机械厂的教师以工代干，教师由机械厂另行安排工作，履行国家转手续的正规国家干部随学校划归局教育局。其次是机械厂负责学校水电费和冬季取暖费三年。再者，机械厂还得一次支付教育局经费多少万元，我已经记不清了。
这些举措，虽然暂缓了企业资金极度困难的问题，但仍然解决不了企业的主要矛盾。于是强迫职工入股，厂级.科级.一般干部.工人五个集资档次。自然入股的钱厂领导班子成员最多，工人最少。不能交集资者下岗。
长期低工资的职工哪里有钱入股呀，用长期不能发的欠发职工工资转账入股。虽然工厂没有收到现金，但是一次解决了欠发职工工资的压力。
自从红兴隆机械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陷入生产经营困境后，红兴隆管局就不断的调整厂领导班子，更换厂领导干部。
在这期间任命的两位从农场调来的厂长:褚德勤和陶立新。调来两任党委书记:金哲和李方奎。但是由于国有工业企业，在国家实行国退民进，对一般不关系国家安全和影响民生的大中型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的大背景下。更关键的是，国有企业自身存在的诸多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矛盾。
这些调来机械厂任职的人根本没有回天之力扭转机械厂走出困境。一是他们不懂得开发什么新产品；二是不懂得工业企业管理如何降低生产成本，让老产品进入市场。
这些困扰企业的根本问题，他们没能力解决。在他们任职期间，能做到的只能是最大限度减轻企业负担。卖掉铸造车间厂房和设备；将动力车间的冬季取暖的锅炉房和设备，工厂的供水.供电设施转让给管局。
为了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将厂区紧邻福饶公路的土地，同当地一房地产商协商，出让给这位地产商开发一栋住宅楼。条件是让这位地产商在工厂北大门西侧建一栋四层小办公楼，改善了厂机关的办公环境。这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无法使企业摆脱困境。
当历史的车轮驶进2000年的时候，红兴隆管局决定将852农场白桦机械厂同红兴隆机械厂合并，成立北大荒农机集团。
集团总部设在红兴隆机械厂。建立现代企业管理机制——股份制。
集团董事长和监事会主席分别是管局领导王志威、郭维和兼任；总经理由白桦机械厂的厂长余辉平担任；监事会副主席由白桦厂的书记李德顺担任。
集团成立之初，按照股份制公司模式，召开了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北大荒农机集团的领导班子。
这种形式上股份制改造，只是学习了西方私有制企业的外表管理模式，并没有改变企业资产是国有的实质问题。企业的领导人，实际上仍然是企业主管机关任命，选举只是形式。因此不可能使企业走出困境。
一是集团的领导干部没有开发出新的质优价廉的产品，对老产品也没有推上市场。如农垦大面积种植水稻的水稻育秧机等老产品，由于产品成本高于市场价格，集团领导也无力加强企业管理，无法使产品成本降下来参与市场竞争。
2004年，北大荒农机集团宣布解体。集团领导干部由红管局重新安排新的工作，仍然是处级领导干部。一千多人的机械厂职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通通下岗，失业后为谋生存奔赴全国各地打工。
留下不到1%的工人，成立红兴隆机械制造公司。由原副厂长洪伟彬任工厂董事长、总经理。至此，工厂规模仅是原工厂十分之一，工厂的行政级别取消了。
洪伟彬是1983年管局农机校毕业生。毕业后分到红机厂工作，历任技术员、生产科科长、副厂长等工作。熟悉红机厂的生产经营。
他担任工厂的主管领导后，根据黑龙江农垦各农场大面积种植玉米的新形势，研制开发了玉米收获机，由于企业规模缩小了，负担减轻了，一些老产品也能在市场销售了，因而使企业没有最后破产，企业得以生存至今。
但是由于企业人才匮乏，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匮乏，使产品科技含量不能与时俱进，产品还停留在机械化状态，没能实现电子化和智能化。所以，落后时代的农机产品没能占领市场。企业自然也不可能得到发展壮大。
中国有一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这些早已从机械厂退休的老人，殷切地希望能看到机械厂东山再起，再现辉煌。但愿我们希望早日成真。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