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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愚回忆录(四十四)

老愚回忆录(四十四)

作者: 劉海峰 | 来源:发表于2017-11-20 21:16 被阅读107次

    1969年9月,批于学习班结束了。高韩实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政策,大批多数派的干部被赶到车间劳动了,我被下放到厂粮店卖粮。由一名叫曲明的转业兵接替我的工作,可是这位转业兵不会写东西,很快被安排到锯床下料当工人。由北京知青赵小芳任宣传科干事。赵聪明能干,博学多才,文笔优秀,是二机厂历任宣传工作中的佼佼者。

    我到粮店卖粮,每天搬运几吨面粉,从友谊面粉厂运回来的面粉和粗粮全由粮店人自己卸,有时一天卸面粉二十几吨。我每次扛面粉四袋200斤;最多时肩上放六袋面粉三百斤,当时也没感到有多重,扛起来还很轻松。

    1970年搞运动,粮食调拨员挨批斗,党委决定由我担任调粮员。我接替这项工作后,得知兵团有一项政策,每人每年供应10斤大豆。此前友谊农场只供应厂内职工,不供应二机厂职工。

    配件厂建厂初,合江农垦局就下文由友谊农场负责配件厂职工的粮油供应。兵团时期友谊农场叫18团。我去18团粮食股问每人每年十斤大豆供应一事,粮食股一位姓孙的人说大豆供应不包括二机厂。

    为此事我当面去找十八团平团长。回厂后就要去三师后勤部找后勤部贾部长,贾部长把我领到商业科楼科长那里,楼科长为人很好,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他当场给十八团粮食股打电话,指示大豆政策,包括二机厂。第二天,我带车去十八团拉回十吨大豆。

    1970年9月厂商店采购员刘新民突然因胃出血住医院手术,党委决定让我接任商店采购员工作。

    这时的工作,每月到十八团把全厂的粮油买回来,大部分时间就是去三师商业站。那时候三师商业批发站在福利以东一公里处沙岗。

    我每周都要去沙岗商业站进货,那时交通十分落后,友谊开到福利屯的班车只有两个班次。厂里汽车队每天都要到福利屯火车站拉原材料,或者送产品到福利屯火车站。

    我每天必须到厂汽车队坐方便车。有方便车就去商业站,没方便车就去不了。每次一到商业站就急忙找调拨员开票。那时绝大多数商品都是按各单位人口数,按计划统一分配的,自由采购的商品很少。我估计好厂里的汽车到福利屯火车站装货快该返回时,就急忙赶到公路边堵回厂的汽车。如果晚了厂里汽车已经回厂了,我只好步行两公里去福利屯三师招待所住宿,第二天再做友谊公交车回厂。

    可是在1969年我在厂政治处工作时,那时三师师部在集贤县政府院内。有一次兵团下发毛泽东选集袖珍本。我去三师政治部取毛泽东选集,去时坐厂里汽车队何世仁开的车,他把我送到三师师部后就去火车站拉货去了,由于三师政治部负责发放毛主席选集的人不在;我只好等一个多小时,当我拿到毛泽东选集从室内走出来时,见厂里汽车队包福珍师傅在师部大门口等着我,我上车之后包师傅告诉我:老何在门口等你多时,不见我出来,就回厂了,让我来师部门口等你。

    还有一次,我要去三师开会,厂里负责汽车队的供销科藏科长派车送我去福利屯,派了车队的孙新元师傅送我,不巧汽车有毛病,发动不起来,我说坐公交车去,孙师傅坚持要送我,他修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车修好送我到福利屯。

    1972年3月10日我到热处理车间当工人了。那时岳母的户口粮食关系在二机厂,可是岳母在福利屯爱人的大姐家,我每年要多次给岳母送粮油。每次都要到厂汽车队找方便车。

    有次我到汽车队一问,有车去福利屯火车站送产品,司机姓于,可是这位司机说什么也不拉我。那时当工人到车队坐方便车很难。

    有一次秋天我坐厂里方便车给岳母送粮菜。我带了二百多斤面粉还有两麻袋土豆和南瓜。当汽车到福利镇,离岳母家还要往北拐弯走半里路,我求司机拐弯,可那位司机不同意。没办法,我只好把这些东西卸在地上。然后分开扛起一百斤往前搬运三百米放在路上,再去扛另外的一部分,就这样我才把面和菜送到岳母家。

    这又能责怪谁呢?谁让你是一个热处理车间的工人呢?但是也有好人,汽车队的司机钟启山和老梅。我每次坐他们的车到福利屯,他们总是把车开到岳母的大女儿家并且说你在这里等我,我到东站装完货再来接你。

    人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古人说: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是我儿时父母常常教导我的话。

    记得崔庆元厂长被韩振江等人下放到车间当工人时,到厂要一身旧的工作服,工具室发放工作服的胡振饶就是不给。后来崔厂长同我说,一个人在领导岗位上很难看清一些人的真面目,只有你丢了官后才能看清每一个人的真实面目。

    我这个人性格内向,情商低,不善于人际交往,更不懂得拉关系,官场潜规则。

    我在商店做采购员工作明显不如刘新民。那时商品匮乏,绝大多数商品是计划分配的。但计划是死的,人是活的;调拨员按各单位人口百分比分配商品。

    这里学问不少,有些紧缺商品不能平均分配,给谁都是给,也不违反原则;这些我就不如好多单位的采购员,我深知做商品采购工作是我的短处,几次要求去车间当工人。

    这时厂子弟学校给党委写报告,要求我去学校教书。党委同意学校的报告,由刁副政委找我谈,刁政委同我关系不错,副政委说如果不想教书就算了,工作以后有机会再说。

    我不爱商店工作,几次要求去车间当工人。最后厂里同意了,当时厂里管劳动工资的刘意敏坚持分配我去热处理车间。我没办法,1972年3月10日到热处理盐浴炉班当工人。

    班长是许美全,车间指导员石希照,主任李德忠,后来袁加法任车间指导员。就在老袁任党支部书记时,1977年春我才解决了党籍问题。后来自己感到很自豪,不是在文革时期入党的,和我一次在车间党支部大会通过填写入党志愿书的,还有车工马振明。

    那时厂党委书记刁奇已经病休,主持党委工作的是副书记厂长李万友。党委会批准我加入党组织,马振明没被批准;和我一次党委批准入党的,还有上海知青殷宜礼。当时我没认识到李厂长对我印象不错,什么都没多想。后来袁家法同李厂长关系紧张,就调到兵团林源炼油厂了。宋祥吉提任车间指导员;李水云任车间主任。再后来从农场调来的孔凡平任支部书记。

    我在热处理车间当了七年七个月的工人,在盐浴炉班当班长,昼夜三班倒。每天在一千多度盐浴炉前干活,不知流了多少汗,吃了多少苦。

    淬火用的盐浴炉原材料是氯化钡和氯化钠。氯化钡是剧毒氢化物,产品包装皮上画着人头骨的标识,每天要呼吸多少这些有毒空气呀。

    后来我调液体渗碳班工作,液体渗碳炉用的材料是黄铁盐和氰化钾,更是毒上加毒的氢化物。这七年对身体的损害绝不是每天都0.20元的保健补贴能弥补的。当年热处理车间的老工人杨才发、许美全、李井云、何相富、王化民等老工人都是只活了六十左右岁就去世了,不能不说与他们一生的工作环境无关。1980年1月8日,我大哥因公死亡,我急忙回老家,家乡一些人见到我都说你怎么这么老呀!

    我这一生第二个对不起的人就是厂长李万友。虽然他因身体健康欠佳,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就病逝了。在这里我还要说一句对不起李厂长。

    1970年10月1日,我结婚了,爱人在三师机关食堂工作。我给厂里写份报告,要求将爱人调二机厂工作,当时朱政委批示:在三师工作不影响家庭生活,暂不调。1971年春,我又写报告,很快爱人的工作就调二机厂了。

    这件事一直到2001年,我到厂史誌办编写厂誌,要全面查阅二机厂四十余年的文件档案,才看到我第二次报告上。签批:同意调入,李万友落款。我才恍然大悟,一连串的事情引起我回忆。

    1971年冬季,当时住在家属水井房,屋内自然很冷。我的责任就是保证水井别冻了,保证全厂职工吃水。由厂里免费供给取暖烧煤。

    这年冬天一个很冷的晚上,刮着风,飘着雪花,李万友副厂长来到我住的水井房,进屋对我嘘寒问暖,临走时再三叮嘱要多烧煤别冻着,煤不够向厂里要。我在二机厂当工人时,唯一一个来看望我的领导就是李厂长。可我很木,对这件事没有多想,更没去问自己为什么。

    1973年5月,兵团在佳木斯召开各师领导和直属单位主管领导参加的工业学大庆会议。

    二机厂参加会议的厂长李万友,政治处组织干事章兴文,我当时是热处理车间工人,不知为什么让我参加了这一重要会议。我情商低,头脑简单,没去想想为什么让车间工人的我参加这么重要的会议?我也不是先进人物代表。

    记得大会主席台上坐满了兵团首长。中间是任茂如政委,颜文斌第一副司令员,两旁就是副司令员;主席台头排坐在最两边的是当时培养的接班人,刘文举和知青姚桂荣。后来刘文举任过总局局长,姚桂荣任总局工会副主席。会议由当时主管工业的第二副政委蒋寿鹏主持。任茂如和颜文斌先后讲话。我们吃住在兵团第二招待所。晚上各直属工业单位的政委.厂长在小会议室聊天吹牛,海阔天空。中心内容是他们当年打仗过五关的历史,每天的主讲人是炼油厂的现役军人翦厂长,绰号人称翦大牛。他讲的天南地北,引人入胜。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他说朱玉池是1946年我们把他解放过来的,可他弄了个十四级,我们才十五级。

    1976年10月兵团被撤销了,成立了黑龙江省农场总局之后,又一次召开工业学大庆会议。

    全总局县处以上工业单位书记,厂长参加会议。红机厂党委书记李万友,厂长姚善祥参加会议。当时三车间被评为先进车间,车间支部书记宋祥吉作为先进单位代表参加会议。我既不是先进也不是干部,又参加了这次大会。

    这次大会搞得很隆重,省里很多单位发来贺电。全总局领导都参加会议。

    主席台中央坐的是国务院派来的党委书记、行政八级的王振阳。文革前原东北农垦总局的领导又都调回任副局长了,坐在主席台上的有王正林、王桂林、高大君等局领导。

    大会首先是王振阳书记兼局长讲话。这次会议,总局安排我厂书记李万友在大会上发言。所以我参加会议的任务是听听会议精神,然后给李书记写大会发言稿。

    会议结束时频发先进单位奖旗或奖状,我们厂两位领导都不上主席台,领奖也没让先进车间代表宋祥吉上主席台领奖,而是让我上主席台去领奖旗。每次发奖是六七个人一起上主席台。记得是王桂林副书记给我发的奖旗。

    这一连串的事情,我从来没去想一想为什么。可见我的情商是多么低呀!李万友书记又那么正统,从不向我透露半句他要重用的信息。

    1974年周总理病重,毛主席重新起用邓小平全面主持国务院工作。

    邓小平着手纠正文革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提出了以三项指示为纲。全面整顿国民经济重大措施。首先停了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文盲也能上大学的荒唐做法。

    1975年4月7日,厂里派技术科技术员沈君楚和我出差,先后到四平收获机厂,天津,北京等地学习。因为当时我厂生产的收割机刀片在淬火等工艺上不过关,学习这一产品淬火先进工艺。当时让我背了一包刀片,所以我只是一个力工。全程学习等工作都是沈技术员的事。

    我们到天津时,工作之余去天津大学看望谷红。谷红是北京知青,在锻压车间当工人。七四年被推荐上天津大学读书,谷红告诉我们,她们的党支部书记是贵州省来的,只有小学文化。是人民公社大队的党委书记,三十五岁;连小数都没学过。

    所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后,1975年秋文革后,第一次恢复高考。但这次高考很不规范,兵团直属单位考生由兵团职工处组织人判卷,我又被抽去判卷。我一天教师也没当过,哪里会判卷,只能充当南郭先生。

    那次高考,考生就是写篇作文,有些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考生写的作文不到五十个字。可是迎春一机厂的考生是清华大学附中的知青,作文写的生动精彩,把一机厂车间生活写得栩栩如生,把车间生产的热火朝天的生活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这次判卷中,一天晚上吃饭的时侯,一位省教委的老师说:辽宁省有一位考生,因数学卷答不上,就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辽宁日报上发表了。后来才知道邓小平这次高考遭受到四人帮极力反对。在辽宁工作的毛远新知道了这封信的事件,就让辽宁日报刊载了,这就是被捧为反潮流英雄,同十七年资产阶级教育对着干的张铁生。

    1976年1月8日,亲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举国上下陷入极为悲痛之中。可四人帮下令不让全国各地召开追悼大会,引起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慨。总理灵车送八宝山那天,北京十里长街两旁几百万群众哭送周总理,不知谁写了这样一首诗:【灵车队,万众心相随,哭罢总理心欲碎。】

    反应亿万人民对周总理的哀思。

    紧接着四人帮掀起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批邓运动。加剧了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对四人帮的痛恨心。四月五日清明节,人民群众心中的怒火爆发了,北京天安门广场数百万首都工人集会悼念周总理。人民喊出了:【欲哭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酒祭英杰,扬眉剑出鞘】的誓言。但是这场人民群众同四人帮的斗争,很快被四人帮血腥的镇压了。七月份朱老总又去世了。

    就在这一背景下,中央两报刊出了黑龙江省三所军工厂工人管理企业的经验。当时工厂领导也对突发的形势束手无策,不知怎样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急于把企业的生产搞上去。

    这时刘文信副政委决定组织工人干部去学习三华经验。当各车间把学三华人员名单报给刘政委,他看后说:这些人去回来后的经验材料谁来写呀!让热处理车间刘占先去,回来后好写经验材料。于是政治副主任马国民到车间找我谈。我当时回答说:“我去不了,我爱人这个月要生孩子。”马说:刘政委亲自点将让你去,告诉厂卫生所经常关照一下你爱人。

    那时我是工作第一,就同意了,我说要买点鸡蛋。那时没有市场,职工家庭生小孩,每户厂副业队供应十斤鸡蛋。第二天送来刘政委写的批条,二十斤鸡蛋。我让同班的哈市知青赵吉存去买的。当场卖给鸡蛋的人不高兴的说:人家都给十斤蛋,为什么给留刘占先二十斤。

    9月2日由刘政委带队,政治处副主任马国民.财务科宋国成.铸造车间老工人刘长明.精密铸造车间知青刘洪霞、机加车间许同顺、机修车间祁振发、技术科许志学和我一行九人去学三华。

    首站到北安的庆华厂。这是一家生产步枪的军工企业,吃住在农垦北安管理局招待所。庆华厂给介绍了工人自主管理企业的经验,参观了生产车间。

    第二站到达齐齐哈尔。那天下午四五点中到达,不巧的是那天齐齐哈尔全市停水,饭店全都关门,我们饿着肚子吃不上饭。住宿那时也是件困难的事情。没办法只好去嫩江军分区招待所。因为当时嫩江军分区曹参谋长的女儿叫曹丽娟,人们叫小曹丽娟。因为六七年十二月进厂的49人北京知青有一名曹丽娟。

    我们到军分区招待所,马主任给曹参谋长打了电话,曹参谋长指示安排住宿。我们住下半个小时,曹参谋长带着老伴女儿和女婿都来到招待所看刘政委。因为当时她女儿小曹丽娟在精密铸造车间当工人,女婿是一名抗卅知青,在厂锯床上班。这时小曹丽娟刚刚结婚,正在家度蜜月。

    齐齐哈尔的建华厂因军工保密,不接待外来人参观学习。第二天就乘火车到碾子山华安厂。中午到达华安厂。厂方安置我们住下,招待吃过中饭。厂方接待人员说明天给我们介绍经验和参观生产车间。当天下午无事,同来的人就打起扑克。大约下午三点多钟,厂广播突然响起,播放出沉痛哀乐,我们急忙停止打扑克,广播里播出:【我党,我军,全国各族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告诉全国人民书。】

    这突如其来的噩耗让人一时难以接受,当场流下热泪,刘政委拍打着自己的头痛苦的说,朝中无人了。

    第二天上午,华安厂在会议室举行哀悼大会。我们去吊唁了毛主席,全场一片痛哭声,当时人们认为天塌了,今后不知怎么办。

    当天下午我们返回了二机厂。参加一切悼念毛主席活动。那时北大荒还没有电视,北京天安门广场开毛主席追悼大会,全厂职工只能听广播实况录音,无法看到北京追悼大会画面。

    毛主席追悼大会结束之后,刘政委召开各车间,厂直各单位,机关科室负责人大会,汇报学三华经验。在会上刘政委不做主讲汇报,让我主讲学三华经验。之后他强调几点,并宣布党委决定像三华那样成立学大庆办公室。由马国民兼任办公室主任,由财务科宋国成和刘占先为办事人员。

    会后刘政委找我谈话,让我到学大庆办公室工作,我考虑家庭生活困难没同意。当时我的女儿已经出生,父亲还在我家给我带孩子,那时的工资仅有32元钱,如果到机关工作每月要扣房电水费2.5元,每月仅剩29.5元;如果在热处理车间上班,有加班费.夜班费和保健费,每月能开四十多元钱。因此我说家庭生活困难不能来机关上班,刘政委说生活困难可以补助;我说困难补助也不是你一个人所管的事。不久,刘政委就调佳木斯兵团设计院任党委书记了,学习三华这件事也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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