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游离于内宫和朝堂的第三者，可以渺小到苟活一生终未能在史料中留下只言片语，可以凶煞到拉帮结派贻害世道留下万世骂名，其命运不论是默默无闻还是飞上枝头更多的掌握在天子手中，当然适逢王朝末期皇帝年幼或软弱或无实权，恰宦官羽翼丰满也有反咬主子的时候。
一览历朝宦官，贤者少，害者多。开国皇帝对此深恶痛绝，明朝创始人朱元璋吸取东汉、唐末宦官乱政的教训，为其制定了苛刻规章制度：不准结交大臣、不准兼职朝廷职位、不准读书认字、不准外出就餐只能吃宫内食堂，并且在宫门显眼位置竖立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一则明令禁止宦官不得干政，违者杀无赦，二则提醒继任君王坚定执行此制度，不给宦官可乘之机危害大明江山。
若明朝诸帝晓得朱元璋的良苦用心，始终执行，我想明朝不会有什么“八虎”、“九千岁”这类人的崛起，更不会成为宦官继东汉、晚唐后最猖狂的一朝。可惜，生前人管不了身后事，不论朱元璋生前如何打压宦者，又如何三令五申告诫子孙执行铁律，都不会想到在他去世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发生了“靖难之役”的内斗，更不会想到他的四儿子给宦官开启了施展拳脚的舞台，他竖立在宫门处的铁牌正被悄悄移动，宦官的队伍越来越大，前进的步伐愈加迅猛。
1.
朱元璋死后，朱允炆继位遵循爷爷的嘱托，对宦官也是严加官制，熟料不久，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由起兵造反。宫内的宦官觉得这或许是改变他们命运的一线生机，于是暗中给燕王当眼线，将宫内皇帝的举动、朝臣的决策透露给他。夺取帝位后，朱棣对一些有功之人进行封赏。
虽然关于内监向朱棣递送情报一事，被记录在《明史》中，不过个人认为，此事不足以为燕王开始委任宦官的重要缘由。个人认为，燕王虽夺取了帝位，但其合法性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眼中他就是得位不正，对于臣子而言，他们效忠的是大明王朝，是建文帝，而非一个造反的藩王。初期朝堂中忠于朱棣的人多是他在藩地的旧臣，对建文时官员实行“顺者昌，逆者亡”的策略。即便如此，依旧不能平复朱棣猜忌怀疑的心思，为了窥探朝臣对他的忠诚度，急需有人当他的“眼睛”监视大臣，而只能依赖皇帝而又没有外臣撑腰的宦官队伍就他是最好的选择。朱棣成立的特务机构——东厂，就由他的亲信宦官组成，这些人干的活就“包打听”搜集情报，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就连自己的儿子—朱高炽（明仁宗）在南京旧城监国时，都没能逃过老爹的监视。
朱棣，和朱元璋的性格最为相似，做事果断强悍。或许他认为自己能控制这些宦官，甚至可能会小窃喜道：“看，我爹不敢用的人我敢用，用的还不错”。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这自我良好的决策，打开了宦官干政的门户，也给继任者传达了宦官可用之、用之的信号。
2.
到了，他的孙子朱瞻基（明宣宗）继位后，对于宦官制度做出了突破性创新——办培训班。朱元璋曾规定是不允许他们这些人读书认字的，但朱瞻基认为：没文化，真可怕。倒是，没有文化的宦官怎么能更好的帮他传达旨意、文件，甚至懒得写字时，谁带他记录口述文字呢？在他看来，办内监学校是很有必要的，而且以自己的政治手腕控制这些是小菜一碟。就这样，皇帝派出大学士陈山教小宦官读书、认字。知识逐渐改变了某些宦官的命运，特别是当知识被有才无德只为私利之人利用，才是明朝最可怕的。
电视剧《女医明妃传》里那个朱祁镇亲征被俘，不就是被宦官王振撺掇着去的吗？中途本来有逃回的机会，若不是王振要嚷着衣锦还乡炫耀炫耀，怎么会给了瓦剌人可趁之机。
据史料记载，宦官这一阉党成形于王振时期，人数日益壮大到朱由检时期已经过万，所以当崇祯帝执政初杀了魏忠贤，执政后期魏的同伙又死灰复燃。自王振开始到后来以刘瑾为首的“八虎”再到“九千岁”魏忠贤，多年的堆积，他们的爪牙早已密布朝堂的各个角落，是治标不治本，明朝走向衰落离不开这些陷害忠臣良将、排斥打压异己之人的“功劳”。
尽管朱元璋三令五申，然继任者需要宦官特务提供情报、制衡朝廷官员、代他阅章写字、陪他游山玩水，这些理由足以成为了宦官生存的土壤，又岂是一张铁牌就能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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