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面对城邦不公正的判决，却拒绝接受友人的帮助而逃离雅典城邦的监狱。初看之下，令人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然而细细读之，这两种论述既有所相似，又有所不同。
孟子所谓的能够超越生命的“义”，是对于个人修养及品性的追求，而苏格拉底此处对生的舍弃，亦是建立在一种契约精神和道德感的基础之上——苏格拉底是雅典城邦的子民，即便遭受他的母邦不公正的对待，也不能背弃国家，因为这种行为对他而言，即是一种道德的背弃。家国之念，无法背弃，此即与孟子的话具有共通之处。
然而，苏格拉底的选择在另一层面上，对于家国的“忠义”有着一种更为理性化的超越。
“我仿佛是听到了法律的话，就像我听到了神的声音一样。”
在克里多篇的最后，苏格拉底如是说。
苏格拉底以其死亡表明了他的态度，他对于法治精神怀有如此美好的期待，以至于即便他面临不正当的判决，却依然选择接受这种判决。他所维护的是他理想之中法律制度的正当性与神圣性，而更进一步，是对于理性的认同。
当理想的法律制度存在时，它应当为每一个人所敬畏而不容亵渎，即便受到判决的是苏格拉底，亦或是君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种对程序正义的贯彻，也正是在如此情况下，它才有可以执行的可能。
但是再进一步思考，如此一种完美的制度真的存在吗？它建立在执行者的完美人性基础之上，是以苏格拉底的悲剧，可能更让我想起这么一句话：
“人类把人间变成地狱的原因，恰恰是人们试图把人间建设成天堂。” —— Hld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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