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来看这个故事,仿佛它只能发生在薛嵩从湘西回来之后。既然如此,我就必须把湘西发生的事全部交待清楚。我开始考虑红线怎样了,小妓女怎样了,田承嗣又怎样了,觉得不堪重负。尤其是田承嗣,他像只巨大的癞蛤蟆压在我身上,叫我透不过气来。癞蛤蟆长了一身软塌塌、疙疙瘩瘩的皮,又有一股腥味,被它压着实在不好受。史书上说,董卓很肥,又不讨人喜欢,但他有很多妾。董卓的小妾一定熟悉这种被压的滋味。除此之外,我一会儿是薛嵩,一会儿是薛嵩的情人,一会儿又成了薛嵩的表弟;这好像也是一种毛病。但我忽然猛省到,我在写小说。小说就不受这种限制。我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可以是任何人。我又可以拒绝任一时间、任一地点,拒绝任何一人。假如不是这样,又何必要有小说呢。”
上面的内容,是王小波的《万寿寺》里的一段(p290)。
我认为,这也是他对写小说的一种观点,一种很有道理的观点,你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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