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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读书》上看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干春松的“康有为的建国方略”，一篇是沈洁的“孔教已悖，孔学可传？”。两篇文章都讲到清末民初共和国建立之始，对于儒学、孔子传统文化的认识和观念，两文观点基本相左，主旨也各有侧重，但是提出的问题却是一致的，传统在共和新政体下的位置、作用和发展方向。
干春松着重介绍给我们康有为先生的治国方略，方略里一个重点就是传统文化的位置，也即孔教（儒教）在政治中的位置。康有为坚信没有文化作为基础的制度形态难以发挥其实质的效用。这一点我想在今天已经被证实，但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革命、共和、科学、现代，政治正确和思想正确的潮流根本不能接受康有为这一观念，反而认为他是儒学阻碍中国新政、现代化的实证，政治层面上已被否定。儒学研究方面呢？推崇民主与科学，实证与理性已渐渐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儒学的发展其内在需求也正在于此靠拢，直至今日，仍在努力，大陆新儒学具有一种强烈的实践性和政治化的倾向，港台则更侧重于道德心性，如此，由其实践性，覆盖面更广，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等等，因而对现代化不仅有接引还有反思，康有为这一文化观念的高度和效用也就得以凸现。
纵观康有为的建国方略，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他的一系列主张无不凸现这一观念。对国际局势，认为是一个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竞争格局，必须要“对内文明，对外野蛮”，一个国家维持统一才会具有竞争力，因此国家意识的培育十分重要，意识的核心就是国家内部多元民族如何找寻一体价值。制度上的模仿是简单而且粗糙的，康有为认为所有的制度运行需要道德素养作基础，国人的道德价值只能从自身文化传统中养成发展，只有符合国人人心和风俗的制度才能实施和并有效的，否则就会产生制度的变异和失效！我想康有为一定认为这个一体价值的出处必然是儒学传统，符合国人人心和风俗的也必然是儒家，只是必须是经过改造重新阐释解构的新儒学，只是在这一方面他也无力跨越时代完成这一伟大的解构。 新的儒学要完成来自西方文明的挑战，全新的价值体系，全新的思维方式，全新的政治、经济形态和制度，这一任务今日还未完成。
康有为的主张和观念在当时的遭遇可以在沈洁一文中找到答案。孔教兴于民初，政乱频仍、价值失序，孔教主张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是由礼教而非政治、更非武力所决定，康有为是其中中坚分子，建构起孔教理论体系，秉承“托古改制”的理念，试图将儒学宗教化以此来重振道德，挽救民族危亡。然而思想与信仰属意识形态，并不总与政治身份一一对应，更不会随同政治制度的变革立即转型，因而，康有为的孔教运动和他的治国方略在理论上想象上对应得很好，在实践中却很难得以推行，甚至与历史规律相违背。帝制时代的尊孔和共和时代的尊孔，在康有为看来或者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共和时代的尊孔甚至今日的尊孔潮流更多地反映的是人们对儒学价值的深度反思，更接近康有为的原始思想。只是在做法上，我们必须要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思想是超越政治的，依托与政治、国家来推行思想的推广，势必造成一种矛盾，将超越政治的思想变成为政治的附庸，思想必然会因此而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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