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小时候,是个很野的孩子。
生为一个女孩子,却喜欢翻墙爬树,捉蜂打鸟,和男生比赛打弹珠拍洋画,甚至怂恿对门被锁在家里的伙伴从三米屋顶上跳下来崴了脚。劣迹斑斑之下,我的老父亲恨不得提溜着我的脚,把我扔门前的大坑里。
那时候,我们的村子和现在差别很大。现在从村中穿过的八米宽沥青路,当时还只是一条两米宽的土路。路两旁高高挺立着白杨树,高我两头的不知名植物上开着粉色的小花,蜜蜂忙碌地在花丛中采着蜜。我就等待它把一个长长的小管探入花蕊中时,屏住呼吸,轻轻捏住它的翅膀,以此为乐。
当然,被蛰的次数也不少。印象最深的一次,那天,母亲正在屋顶干活,我捧着肿地老高的手指哇哇地去找娘。母亲看了,带着我去找村里刚生完孩子的小媳妇儿,挤了点奶汁抹在伤处。至今,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
那条土路将整个村子一分为二。东边齐齐整整地向山坡的方向延伸了四五排,再往后是村里供奉的小庙,里面正襟端坐着黑龙爷。庙前,是村里的水库。那些年,这里的水很大很足,小孩儿在浅滩里捉鱼抓蟹捕虾,大人在青石板上洗衣聊家常。
水库的鱼是很多的。有一年夏天,下了几天的雨,水库水量暴涨,夜里冲开了闸门。大水沿着小河沟咆哮着冲向了东南方向的玉米地,沿着玉米地向前,绕向了村南,积蓄水位,越过了土路,借着地势,继续冲向辣椒地、果园。
早起的人们,看到这景象,没有为遭殃的庄稼地扼腕,反而都像小孩子,高兴坏了。男人们脱了上衣,穿着雨鞋,下到玉米地里,在齐腰高的水里摸鱼。水越过了土路,就浅了,仅到我的小腿处,孩子们就下到辣椒地里摸。
我现在想起这件事,还清晰地记得一幅画面:水借着地势向前奔腾,我穿着胶鞋,在辣椒地地垄间的凹沟里,磕磕绊绊地向前跑,离我几丈远的前方,一条大鲫鱼正被水流裹挟着向前游。
那几日,家家的餐桌上,都少不了鱼。
说实话,过年的热闹,够不上这事儿的脚趾头。

水库旁的斜坡上,春天一来,就开满了蒲公英,蝴蝶到处都是,优雅地飞着。
当地人喜食蒲公英烙的饼。到了食用的季节,不用去别处找,拿上锄头径直去水库边。水库边土松,蒲公英又肥硕,根也粗,几十分钟篮子就满了。带回家,坐在墙边,晒着太阳,把烂叶和花择干净,根和叶子剁碎,加面加水,放一点盐,使劲揉、擀、揉、擀,擀得足够劲道了,就烧柴火热锅,锅里多放油,烙的焦焦的,吃起来带一点点的苦味,但很香,还去火。
近夏时,半枝莲开了,一墩一墩的紫色。不用大人使唤,小孩儿老早就瞄上了,一个个争抢着去摘,拿回来晒干了泡水喝。马齿菜大概也是这个季节长的,摘上点儿,也可以烙饼,做法和蒲公英饼相似,吃起来是酸酸的,也香得很。
这是属于路东的乐趣。

西边的房子则沿着路铺开一排,大多都开两道门,对着路开一道,另一面再开一道。
屋后,摇曳着枇杷、玉兰、女贞,有的人家还种了竹子。竹子繁殖速度极快,没两年就变成了一年婆娑的竹林。
再往后,不远处是一条小河。小时候的河窄窄的,河水是真清啊。夏天的晚上,这里就成为了村民的澡堂子。树林沿着小河一路铺开,成了夏天最大的欢乐园。
我们当地人吃知了,但吃的是褪壳前的,倘若卖给小贩,一个只值一毛钱,上了城里人的餐桌就身价倍增了。吃完晚饭,整个村子的人就出动了,老老少少,沿着河,从南到北,再从北到南。手电筒的光束交错在一起,摇摇晃晃。
有时候知了已经爬得老高了,只能拿竹竿去戳,仔细盯着它落下来的方向,去草丛里寻,掉下来不知所踪的不在少数。
继续向后走,就到山坡上了。每个暑假,家里的羊都是我管的。大部分的时间,它们就在树丛掩映中,或悠闲,或严肃地吃着新鲜的青草。我就在这坡上晃悠,哪儿有桑葚,哪儿有石榴,哪儿有一棵山楂,哪个斜坡上的酸枣好吃,我都门儿清。
更多的时候,就是安静地呆在在一片天然大草坪上,坐着或躺着,惬意地吹吹风,听着树丛里、空气中、土壤中生命熙攘又安静的声音。午后的阳光从背后的树林里斜斜地漏下来,变成圆圆的光斑,在草地上晃悠。
真是好时光啊。

长大后,外出上学工作,家乡悄悄变得面目全非。水库卖给了一个城里人,有专门人看管,那人养了一条大狗,小孩儿都不敢接近。斜坡打上了水泥,那些鲜活的生命被永远地封存了。再后来,管理的人走了,水库渐渐荒了,干涸了,变成了淤泥,掩盖在荒草中。
小河的上游建了一个养猪场,要圈地,把树木都砍光了。隔一段时间,厂子就偷偷地往河里排污水,臭气熏天。蝇子都被吸引了来,嗡嗡嗡,在院子里、厨房、堂屋里乱糟糟地飞。
河里也有鱼,但没人吃。污水养大的鱼,不敢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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