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名

——《子路篇》复习之二

孔子非常重视“正名”，在先秦诸子百家中第一个明确提出“正名”这一主张。关于“正名”的具体含义，后世学者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西汉郑玄主张“正名”就是正“字”，即做文字的规范工作，“名 ”作“字”解 。“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谓之字。”清代考据学家也提出“文与字，古亦谓之名”，称“孔子曰‘必也正名，盖必形、声、义三者正，而后可言可行也。亦必本义明，而后形、声、义三者可正也”。这一解释着眼于当时列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语言文字不统一所带来的种种麻烦。刘宝楠《论语正义》曰：“郑注云：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礼记》曰：‘百名已上，则书之于策。’孔子见时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误。”

东汉马融主张“正百事之名”。皇侃《论语义疏》引马融注云：“正百事之名也。”还引用《韩诗外传》所记孔子和季孙的一次对话来证明。“孔子侍坐季孙，季孙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马，其与之不乎？’孔子曰：‘君取臣谓之取，不谓之假。’季孙悟，告宰曰：‘今日以来，云君有取谓之取，无曰假也。’”皇侃解释说“孔子正假马之名，而君臣之义定也。”

朱子《论语集注》提出“正名”即正“政”。“是时出公不父其父而祢其祖，名实紊乱矣，故孔子以正名为先。”因卫出公在政治上与其父蒯聩是对手，故在祭祀上“不父其父”而“祢其祖”卫灵公。朱子的解释为孔子“正名”思想赋予了历史背景，解释了孔子为何到卫国才想起“正名”的问题。还引谢氏（“程门四先生”之一的北宋著名学者谢良佐）曰：‘正名虽为卫君而言，然为政之道，皆当以此为先。’”

于是，《论语·颜渊篇》的“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这段话便成了孔子“正名”观的最好注脚，即为君者，为臣者，为父者，为子者都要遵守由其名分所规定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如果名实相离，名不符实，政治秩序就会产生混乱。

清代学者全祖望、刘宝楠认为是“正世子之名”。此说的实质是强调“正名分”，认为蒯聩拥有“世子”之名。全祖望在《酷埼亭集·孔子正名论》中指出：“孔子以世子称蒯聩，则其尝为灵公所立无疑矣。观《左传》累称为‘太子’，固有明文矣。不特此也，其出亡之后，灵公虽怒，而未尝废之也，又无疑矣。观《左传》，灵公欲立公子郢而郢辞，则灵公有废之意而不果，又有明文矣。世岂有其子得嗣为诸侯，而其父遂不必有所受而称为世子之礼？……惟蒯聩尝为灵公所立，未尝为灵公所废，特以得罪而出亡，则闻丧而奔赴，卫人所不可拒也。蒯聩之归有名，而卫人之拒无名也……况诸侯之子，得罪于父而仍归者，亦不一矣。晋之乱也，夷吾奔屈，重耳奔蒲，及奚齐、卓子之死，夷吾兄弟相继而归，不闻以得罪而晋人拒之也。然则于蒯聩何尤焉？故孔子之正名也，但正其世子之名而已。既为世子，则卫人所不可拒也。”刘宝楠《论语正义》也说：“正名者何？正世子之名也。《春秋》：‘哀二年夏，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孔疏：‘世子者，父在之名。蒯聩父既死矣，而称世子者，晋人纳之，世子告之，是正世子以示宜为君也。《春秋》以其本是世子，未得卫国，无可褒贬，故因而书世子耳。’据此，是世子之称，《春秋》不以为非而存之。则此‘正名’，即世子之名可知。”

今人钱穆、冯友兰等则持“以名正实”说。就是要按照“名”的规定去行动，去调整人的相应行为，也就是要视“名”的要求为行动的准则。钱穆先生对孔子的“必也正名乎”这样解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必先正其名。”冯友兰对“正名”的解释为：“孔丘认为，每一个名都有它的意义。代表社会的各种关系的名的意义，就是周礼所规定的那些条条框框。照他看来，应该用这些条条框框来纠正当时不合乎这些条条框框的事。这就叫正名。”他结合齐景公问政时孔子的答复，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孔子的“正名”进行例释——“孔丘认为，每一个名，例如‘君’‘臣’‘父’‘子’等，都有其一定的意义。这些意义就代表这个名所指的事物所应该如此的标准。这个标准，他称为‘道’。”“这就是说，事实上为君的人的行为，必需合乎‘君之名’；事实上为臣的人的行为，必需合乎‘臣 之名’；事实上为父的人的行为，必需合乎‘父之名’；事实上为子的人的行为，必需合乎‘子之名’。”冯友兰先生明确地把孔子的“正名”思想归结为一种政治主张，即“正名”就是“复礼”。

杨伯峻先生则认为是“纠正名分上的用词不当”。他说“我这里用‘名分上的用词不当’来解释‘名不正’，似乎较为接近孔子原意。但孔子所要纠正的，只是有关古代礼制、名分上的用词不当的现象，而不是一般的用词不当的现象。一般的用词不当的现象，是语法修辞范畴中的问题；礼制上、名分上用词不当的现象，依孔子的意见，是有关伦理和政治的问题，这两点必须区别开来。”

回到本章，孔子关于“正名”的回答，在结构上包括两部分：

其一，断言“正名”和“为政”的关系，即“正名”是孔子治理国政时将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最首要的事情，可谓“为政”始于“正名”。

其二，“必也正名乎”这一为政主张的合理性。孔子对“正名”的阐释，重心是在对“必也正名”这一主张合理性的论证上。关于该主张的合理性，他列举了“名不正”所可能产生的一系列结果：一是 “言不顺”；二是“事不成”；三是“礼乐不兴”；四是“刑罚不中”；五是“民无所措手足”。这五种结果都属于消极行为，共同起着为“正名”主张的合理性反面敌对掣肘制约的作用。不过，五种结果之间不是并列关系，而是相邻的两项之间有因果关系，即后一项是前一项的结果，层层递进。

整体上说，孔子对他“正名”主张的辩护，采用了归谬法的论证策略。“这种论证意味着，除了接受原结论之外，你别无选择。”同时，孔子在使用归谬法的过程中，又结合了连锁推理的论证策略。这样，通过以归谬法为主导，结合连锁推理的综合性说理模式，使“必也正名乎”这一立场，达到使对方“不得不接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