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人的臣妾心态

在《节妇吟》中，张籍用了夫妇之间坚贞不渝的情感来表达自己对朝廷对君王的感情，甚至说出了“事夫誓拟同生死”的誓言，来拒绝对方的招揽。通过前面的比兴手法的分析，我们知道了这是一个比喻，目的是委婉隐晦得表达自己的拒绝，不至于激怒对方而结怨。比兴手法的确很常见，但是诗人为什么偏偏把君臣关系比做夫妻关系而不是父子或是朋友关系？君与臣、男与女这两个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话题，是怎么被诗人放到一起的？写作手法已经分析过了，下面来讨论一下背后隐含的文化心理。

传统文人的臣妾心态

“以夫妻或男女爱情关系比拟君臣以及朋友、师生等其他社会关系，乃是我国古典诗歌中从《楚辞》就开始出现并在其后得到发展的一种传统表现手法。”于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诗人屈原，就在《离骚》中抒发了自己对美人的爱而不得，也在《九章·思美人》中写到“思美人兮，揽涕而伫眙，媒绝路阻兮，言不可结而诒。”把政治上的失意与爱情的痛苦结合在了一起，生动得表现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无奈和苦闷，从此给后世文人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历朝历代都有类似的文学作品出现，一直到清代，常州词派还主张“托志帷房”认为这正是继承发扬香草美人的传统。这种现象生生不息，影响久远，就是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传统文人的臣妾心态

女性形象之所以会转化为臣子的形象，是因为受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伦理结构的巨大影响，儒家从孔子时期就提出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要求，孟子也提出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的道德规范，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中国儒家一贯主张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在这三者当中，君为臣纲和夫为妻纲最为相似，因为它们之间的相处并不是像父子一般有血缘关系。而且，古时的夫妻关系并不是像今天一样是双向互动的，而是单向的，即要求妻子对丈夫的绝对服从，这一点也是与君臣的相处相似的。男女是家庭的君臣，君臣是国家的男女。考察中国封建等级社会秩序时可以发现男人常受到王权统治忠心的压抑，这种受压抑的处境使他们被贬入以女性作为象征的客体地位，因而是男性作家被迫使用受压抑的女性话语。也就是说，在封建社会里，男性受到了政治的或者来自统治者的压迫时，会认为这种压迫与女子在家庭之中受到的来自丈夫的压迫是相像的，更容易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更为重要的是，当臣子们把自己放到了女子的地位上来侍奉辅佐君王，会给人一种更加忠贞不渝的感觉，因为在古代社会里，出嫁的女子几乎只能依靠丈夫才能生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女性自然对丈夫百依百顺，曲意奉承。但是官员不同，他们可以自由得选择出仕或隐居，甚至还有柳永敢于对皇上的处置发牢骚，写下“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说自己是“奉旨填词”，如果在他心里君臣关系与男女关系是一样的，大概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了吧。所以，为了表达更为忠贞的君臣关系，男女关系是最好的写作题材。

传统文人的臣妾心态

从形态和创作目的来分析，屈原的作品无疑是最早的范本，给了后世的君臣关系用男女关系来表达以很大的影响，但是真正产生影响的却是儒家学者对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解读。在先民眼中，男女的地位是平等的，所以他们会勇敢的追求女性，并且女子们也会直抒胸臆表达对丈夫的或是痛恨或是思念的感情，那是感情纯真烂漫的时代。但是后世的主要的解读者儒家学者们并不这样看待，他们不能理解这样的情感，在他们眼里，女子是比男子低一等的生物，是不应该得到同样的待遇的。所以他们会自觉或不自觉的曲解其中男女婚恋诗的主题，认为其中的感情是君臣之情或者是朋友之间的感情，甚至不惜过度解读牵强附会。正如朱熹在《诗传疑说》当中议论自己的朋友陈傅良解诗“凡《诗》中所说男女之事，不是说男女，皆是说君臣，未可如此一律，今人解经，先执偏见如此。”

再加上后世的儒者们把《诗》提高到了经学的地位，就开始一味地把诗经中的作品解读为“美刺”，甚至连《关雎》都能解释为“后妃之德”；而对于《周南·卷耳》，《诗序》说：“《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其实只是单纯的女子思念征人的诗歌而已。而劳动人民讽刺统治者贪婪的《魏风·伐檀》，也被《诗序》理解为“《伐檀》，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进仕尔。”但是就诗的内容而言，伤君子不得进仕的含义并不显著。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

当这些注解被当做《诗经》注释的绝对正确版本，被视为真理经典供后世文人们学习，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就认定了男女与君臣关系的一致性，而且会不断的加固这一刻版印象，文人的臣妾心态逐渐形成，而这也是以《节妇吟》为代表的“男子做闺音”一类诗文形成的更为深刻根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