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人典范

文人，当然与士人不同。在我心里，白居易应当算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典范：仕途经历虽有起落但尚算平稳，几乎是中国文人中境遇最好的几个人之一；才华横溢，名垂后世，成为谈文学史万万绕不过的几个人之一；中年因耿直言事，被贬到江州，但五年后即被召回长安；渐老则营园林置声妓，高官显贵自在生活；去世后被安葬在洛阳。哀荣备至，连当时的皇帝唐宣宗写诗悼念他对他一生所做的评价都是“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诚可谓哀荣备至。文名之盛，地位之达，文坛之上一时无出其右者。文人做到这个地步，大概也是几近圆满了吧。

说中国诗歌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时代必然是唐代。而说唐代诗歌诗不可不说的几个人物，无非是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或者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不论怎么排，白居易总是掉不出前五。唐诗又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尤以盛唐诗与中唐诗数量最丰，名家最众。李白杜甫毫无疑问是唐诗的两座高峰，是他们的光环让后人对盛唐诗抱着无限的敬仰。但李杜二位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盛唐诗，如果我们抛开后世强加上的种种光环就会发现他们并不能算是这一时代诗歌的典型代表。李杜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被后人神话的产物，盛唐诗没有李白杜甫固然会失去很多精彩，但仍然是盛唐诗；李白杜甫如果不在盛唐这个时代背景下创作，同样也会失色不少，但仍然是伟大的诗人。盛唐诗现象是由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韦应物等一大批诗人集体创作，共同努力的结果。可以说，盛唐诗作为一个时代的一种文化现象，没有任何一位或几位诗人可以全面代表其时代特色时代风格，李杜亦在此列。

而中唐诗则不同，历史意义上的中唐应该在唐肃宗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到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之间，但文学，尤其是诗歌以上的中唐则不然，实际在杜甫这位盛唐最后一位主要天才去世后，盛唐风格仍余韵不绝，直到八世纪九十年代初对复古的关注重新兴起之后才算真正进入了中唐。而这一时期几乎是白居易一个人的舞台（白氏于公元800年中进士）。

因此，如果非要找一位诗人代表中唐诗歌的创作风格，毫无疑问，只能是白居易。

    白居易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才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背过他的一首名篇——《赋得古原草送别》，他写这首诗的时候还未满16岁。当然，他在长安真正成名更多还是靠公文来往与讽喻诗的创作。白居易任左拾遗时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实际与人民生活的讽喻诗，并多次上书言事，希望皇帝能够接受自己的劝谏。此时的白居易体现的是一个传统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事实上白居易也的确是这么做的。然而年富力强，勇于担当的白居易很快遭受到了自己人生中一个重大的挫折，这也可以看做白氏一生的一大转折点。从此以后，白居易的创作风格、价值取向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正是这些变化让他成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典范，不能与李白、苏轼乃至于更早的陶渊明等人并列成为中国传统士人典范。

公元815年，大唐帝国的宰相武元衡在长安街头遇刺身亡，热血中年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结果遭到当时各种政治势力的联合绞杀，最终被贬为江州司马。

    从此以后白居易的作品中，开始表现出一些独善其身的价值取向，偏向于个人生活。尽管从心底仍然关注同情社会底层的民生疾苦，但是再也没有能够像以前一样仗义执言，强势进谏。这应该可以看做是一种明哲保身，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未尝不是对社会现实的屈服与妥协。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白居易身上少了一些士人应该有的风骨与坚持，比不上陶渊明，苏轼，更比不得近代以来的鲁迅等人，也就不能当做是传统士大夫的典型代表，文人跟士大夫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我们不应站在后世的角度上对古人的价值观念加以批判，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即便是白居易这样的文人也是非常少见的。何况这种软弱与妥协更一向是文人的某种通病，君不见，建国后某文坛巨搫所写的亲爷爷诗乎？

且白居易更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他不仅是个文人，更是一名杰出的地方管理者、水利工程师。中国从来不缺文人，顶尖文人也不算少，但文章治政双料全能的，数来数去，大概只有苏轼跟白居易两人而已。范仲淹跟王安石已经超脱了文人的范畴，欧阳修更多的侧重于手上功夫，韩愈虽然是一代文宗但在治理地方上面并没有展现出多少天赋。幸好我们还有白居易跟苏轼，幸好他们既是一流的文人也是一流的地方官。

    公元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于任内兴修水利，整饬西湖，改善民生。此后历任杭州地方官治理西湖的时候基本都是按照白居易的方针政策执行下去。可以说，是白居易让西湖变成了西子湖，也变成了所有中国人共同的梦乡。

乐天晚年笃信佛教，但仍改不了旧年习气。少年时的风流韵事，秦楼楚馆，如薛涛笺一般再也回不来了，于是饮酒作乐，便成了白居易生活中的一大爱好。一面是青灯黄卷，一面是诗酒妓乐:樱桃樊素与贝叶罗汉共舞，小蛮杨柳并伽蓝美酒生香。这样一幅场景发生在作为在家居士的白居易身上想来总觉得有些讽刺，但又觉得作为传统文人的白居易有这种生活也不足为奇。对他们来说，宗教信仰与生活享受向来是不会冲突的。至于晚年的白居易仍蓄姬妾一事在当时非但不是什么丑闻，反该算是一桩风流韵事。北宋的张子野八十五岁时还为自己纳了一位十八岁的小妾，何况乐天远未及八十五高龄哉。

    关于白居易的为人生活上的种种，姑且就放下不提了。白居易当然不是完人，可是其种种在现在看来是丑闻乃至于是污点的地方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与历史背景下去看，也大多是可以被理解的。尽管我个人并不喜欢白居易，但还是不得不佩服他，而原因并不是他提出了一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并贯彻一生，当然这也很伟大，但这种宗旨与口号是文学发展变化的必然，即便没有白居易，也会有其他的人将之归纳出来。不过白居易开创的那种全新的、明白如话的诗风，我想可能天下只有白居易才做得到。

    所谓明白如话的诗，其实也就是口语诗，以口语入诗，以当下入诗。这是极难处理极难把握的，因为口语与诗词的书面语是有很大不同的。比如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了，这个写诗是几乎写不了的，因为我们现有的语言序列很难满足处理这个事件的需要。以当下入诗，远比仿古拟古难得多，但这正是当下汉诗有必要学习改进的地方。只有着眼于当下，才能为诗歌提供无限新鲜的材料，才能让诗歌保持其特有的生命力与活力，才有其对社会现实的意义与价值。而要以当下入诗必先观察细微，方能语言真切。要达到这样的境界，非大诗人不能为之，幸好白居易正是这样的一位大诗人。

口语诗一但写不好就变成了口水诗，冗长拖沓，空洞无物。口语本质上是不适合入诗的，因为它过多的侧重于铺陈，这与一般的诗歌追求的言简意赅的艺术效果是截然相反的，也不太符合诗词讲究的高度凝练的艺术表达。而白居易却有意识的用这种语言去进行文学创作，巧妙地扬长避短，大大拓展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张力，创造出了中国诗歌史上为数不多的伟大的优秀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将知识分子的文化素养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相结合每每都能创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珍品。用胡兰成的话讲，应该叫“士的文学”与“民的文学”的交融与碰撞。

  《长恨歌》语言是非常巧妙的，极尽铺叙之能事，将冗杂、琐碎繁复的材料处理的极为精当，这应当可以说得益于口语诗表意直白内容丰富的特点，《长恨歌》结构完整，铺叙详密，层层递进，历代诗论家都给予极高的评价。明清之际的诗人吴伟业，曾经仿照白居易的长恨歌写过一首圆圆曲，却成东施效颦，王国维评曰：“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可。白吴优劣，即于此见。”吴梅村用的是传统文人诗词语言去进行的长篇叙事，而白居易则大胆的运用了相当多的口语造句，想必白吴之优劣与这一点也是有所关联的。普通诗歌语言因其跳跃性和高度凝练，故善于制造意境。白居易诗歌语言因其铺陈而丰富，故善于处理复杂的叙述。二者优劣，倒不一定于此见，但语言特质影响诗歌特质这一点应该值得注意。诗人在探索如何写诗的时候，也应当要了解自己的语言特质。

    白居易的文化影响因其通俗易懂，不单局限在国内，也迅速传播到了东亚各国，尤其对日本诗歌的创作及其文化审美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日本诗歌似乎更多继承了白氏诗风雅闲适的艺术特征，反倒是价值最高的讽喻诗并不十分出彩，未免有些暴殄天物了。

总体来看，白居易的确不愧于一流的大诗人称号，但纵观其一生所作所为，只能认为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典范，是文人中的佼佼者。生前身后高官显贵，像这样的人物大概也要几千年才能出一位吧，这其中固然有其自身才学素质等原因，但想必也有一些运气使然的因素。然而不论如何，白居易终归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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