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的三不朽

柳哲

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曹聚仁先，一生扑朔迷离，富于传奇，是一位杰出的文化大师与爱国人士。1900年6月26日，他出生在浙江省浦江县通化乡蒋畈村（今属兰溪市梅江镇），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含恨病逝。曹聚仁的“三不朽”：书生报国抗外侮、心系两岸吁统一、思想独立自由魂。这“三不朽”，成就了他不朽而辉煌的人生。

一位人格伟岸，学问渊博，著作等身，毕生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不禁跃于我的脑际。曹聚仁批评刘大杰时，写过一篇《标点三不朽》的杂文，我借此话题来谈谈曹聚仁的“三不朽”，以示缅怀之意与敬仰之情！

书生报国抗外侮

曹聚仁有诗云：“海水悠悠难化酒，书生有笔曰如刀；战地碧血成虹影，生命由来付笑嘲”。

曹聚仁1915年至1921年在省立第一师范求学，其间曾任学生自治会主席。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爱国火焰很快烧遍全国。20岁不到的曹聚仁当时就在杭州领导“一师”同学积极参与到爱国运动中。

1925年他在上海标点出版了日本幸德秋水著的揭露帝国主义罪恶本质的政论著作《帝国主义》。1931年8月22日，曹聚仁创办《涛声》周刊，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开始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到了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接着“八·一三”淞沪抗战，曹聚仁脱下长衫，走下讲坛，走出书斋，以名教授、名作家、名学者的身份，投入抗战第一线。他于1935年上海各界组织抗日救国会时被推选为11名常务委员之一，在会上他慷慨陈词：“这回抗日，乃是我们这一辈人的事，要死，我们就去死好了！”

曹聚仁换上了军装，选择了战地记者这一危险的职业，勇敢地奔向抗战的第一线。他带笔从戎，住进了与苏州河一河之隔的88师孙元良司令部，随军进退，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源源不断地为《大晚报》、《立报》等报刊撰写战地通讯。10月，他进入谢晋元524团驻守的“四行仓库”，目睹了800壮士英勇坚守的全过程，作了及时报道，给沮丧的中国人民以兴奋与安慰。后来，他将这些亲身经历的一切写入了他编的《中国抗战画史》中，留下了极其重要的资料。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曹聚仁受聘任战地特派员。随战线变动，也逐日往西往北退去，赶上了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1938年4月7日，轰动海内外的台儿庄大捷，首发者就是曹聚仁。消息见报后，举国若狂。接着，曹聚仁的《台儿庄巡视记》长篇报道，于9日又在全国各报刊出。

曹聚仁用他的笔直接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正义战争，直到这场战争最后以中国人宣告胜利、日本侵略者失败而结束。曹聚仁作为这场战争的亲历者，于1947年编著出版了《中国抗战画史》，留下了大量的日本侵华的罪证和中国人抗日英雄事迹，差不多是第一部内容完备、见解独到的中国抗战史著。

心系两岸吁统一

1950年7月，曹聚仁只身去了香港。行前，他曾写信给夏衍、邵力子等人，邵力子答复：在境外也一样可以为国家出力。他这一去结果就是羁留港澳22年，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奔走呼号，直至1972年在澳门走完了最后的人生。

曹聚仁是最早在海外华文报刊上为新中国系统地作爱国主义宣传的海外记者。

1956年至1959年，一般人都认为曹聚仁先后六次（据有关人士透露，实不止六次）被邀回内地采访，毛主席曾两次接见他，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也多次接见。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先让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及张治中将军等与曹聚仁会谈。1956年7月16日，周恩来邀请他在颐和园夜宴。这次宴会经过，曹聚仁以《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为题写成文章，发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报》第三版上，接着印度尼西亚华侨主办的《生活周刊》也发表了更加详细的报道《周总理约曹聚仁在颐和园一夕谈》，正式向海外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曹的报道中第一次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口号，在海内外引起强烈震动，并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泽东约曹聚仁作了长谈。毛泽东对曹聚仁在海外的言论很重视。当曹聚仁说他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时，毛泽东叫他不妨再自由些。毛泽东还向他询问了许多关于蒋经国在赣南的旧事。1959年8月23日金门炮战前几天，毛主席再一次接见了他，后来他在《南洋商报》发表了金门炮战的独家重大新闻。

曹聚仁在上世纪50年代末曾向中央政府建议在金门重开国共和谈。披露这一秘闻的是已故国家安全部离休干部、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名誉主任徐淡庐先生。徐淡庐历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驻瑞士大使馆首席参赞等职，曹聚仁从1956年到1959年多次访问大陆都是由他亲自陪同。他认为，应该重视对曹聚仁的研究和相关纪念活动,不能埋没他为祖国统一大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他说：“我是曹聚仁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走时的历史见证人，我有日记和照片可以参考。”

曹聚仁晚年在写给胞弟曹艺、原配夫人王春翠的家书中披露了许多他为两岸和谈奔波的事实：“本来，我应该回国去了，但兹事体大，北京和那边（指台湾），都不让我放手。前几年，我能把局面拖住，可说对得（住。原无，笔者补）国家了。”“我何日动身，要等总理的指示！这两日，重要的客人都走了。我是等得这么久了。前天，碰到罗主任（指罗青长，当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他是这么说的。”“我目前责任重大，只要翠（曹聚仁原配夫人王春翠）到了海外，安安过日子，不要关心我的工作，不要多担忧就好了。”（致曹艺）“我目前是替政府做事，种种都是不可以随便的。否则，我还不回国吗？我有如一个哨兵，能够说，我不站在前哨吗？”（致王春翠）

正如曹聚仁在家书中所表白心迹，他是站在前哨的海外“哨兵”，他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坚守阵地，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曹聚仁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逝世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料理他的后事，亲拟墓碑碑文，以“爱国人士”为他盖棺论定，这是知者之言。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也称赞曹聚仁“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思想独立自由魂

曹聚仁喜欢引用《孟子》中的一句话：“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也许这句话对曹聚仁是比较好的写照。

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最不喜欢仰人鼻息，人云亦云。他是独立思想者，在其学术著作中，最能体现这一点。1926年出版《国故学大纲》，他整理国故，不是一味地盲目照搬，而是在批判中吸收古代的思想精髓。直到他在生命最后写成的《国学十二讲》（内地整理出版时名为《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仍处处闪耀着他治史之真知灼见。

以史人自命的曹聚仁，一直想写一部没有“政治偏见”、超党派之争的“可信”的《现代中国通鉴》，拟分袁世凯王朝、北洋政府、国民党政权、抗战、国民党末运五编来写，结果只完成甲编出版，便赍志以殁。他在治史道路上始终寻求自己的见解，而不是拾人牙慧。

曹聚仁是位传记作家，力求“说实话”，要用自己的眼光去审视每一位传主，既不仰视，也不俯视，而是平视。他写的传记有《蒋经国论》、《鲁迅评传》、《鲁迅年谱》、《蒋百里评传》、《我与我的世界》、《文坛三忆》等，字数在500万左右。这些传记都反映了曹聚仁“说实话”的风格。譬如他写的第一本蒋经国传记《蒋经国论》，就恰如其分地写出蒋经国的功过。曹聚仁既以较多的篇幅反映蒋经国在赣南实施新政时的种种业绩，也不避讳蒋经国性格的阴暗面。他写道：“一个人总有他的黑暗面的，经国那些缺点，比之那些有缺点而无优点的人们，又高出多了。”

1956年，曹聚仁出版了《鲁迅评传》。早在上世纪30年代，鲁迅看到曹聚仁收集了不少他的资料，就问他：“你是不是准备替我写传记？”曹聚仁说：“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适当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写法。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写成为一个‘人’的好。”在书中，曹聚仁直率地写道：“要把鲁迅形容得怎样伟大，也许表面上褒，骨子里反而对他嘲笑呢！”“我却不能不老实写出来，就因为我要保留史人的公正立场，不想阿附屈从某一种的说法的。”

周作人非常赞许这部传记，写信给曹聚仁说：“《鲁迅评传》，现在重读一遍，觉得很有兴味，与一般的单调书不同，其中特见尤为不少，以谈文艺观与政治观尤佳，云其意见根本是‘虚无主义’的，正是十分正确。因为尊著不当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够如此。”

曹聚仁的传记作品，以平常心去叙述传记对象，包括他自己，力求客观真实，不盲目崇拜，不随意捧高或贬低。

一个学者，要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不容易。一个世纪以来，特立独行的自由学者又有几人？在这方面，曹聚仁堪称知识分子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