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化后，杨青村子里的一切都公有化，日子过在人前的宗维岳，家里养的驴、骡马、牛都被充公到集体名下，自家名下的田亩也全被政府收了回去。这种损失历史的看，光荣而又无可奈何。同时，从那场悲剧性的大难中落魄回来，宗维岳心灰意冷，除了参加生产队劳动外，便谋着过自家的日子。
杨青庄东面有一处白土沟，山上埋着一种古老的龙骨化石，据说可以止血，县上的收购站给出的收购价还不低。只是这种东西埋得深，挖起来特别困难，人要钻到仅可容身的洞里，顺着龙骨的走向挖才能成功。宗维岳瞅上了这个买卖，几回下手打洞的地方都有收获。每回出去，他都要领上四儿或三儿，挖洞的时候，脚上栓一根细红绳子，让儿子守在外面，以备万一塌方后，家人好寻找自己的尸体。由此可见，这个营生的危险性。张连贤老来时跟儿女们说：
“你大虽然个子高，他人巧，有眼力，在白土沟挖龙骨挖得比谁都多，卖了些钱家里贴补了一点。有一回挣了三十多块钱，路上回来，狗改不了吃屎，又跟人耍赌全给输了。”
宗维岳还有几个生财之道，除了父亲宗典章教下的家传做纸火手艺外，还有在属于自留地范围的果园里养蜂养蚕。那片倾注了他半生心血的果园，春天花满园，秋天果满枝，成了家里的重要经济来源。更主要的是果树下的地还是全家人的菜园子。在我的记忆里，果园的中间搭了一处小茅庵，果子成熟时要住人照看。宗维岳就是在看园子时，看见野蜂在花上飞，受启发动了养蜂的念头。
那年春天，宗维岳往一个早年赶牲灵时认下的磕头兄弟处去了一趟，回来背着两窝家蜂。他让人做了两个箱子，把蜂群放在果园里，一季下来，就开始收获甘甜了。过了两年，两箱蜂已经分成了六箱，除了自家留了部分外，全送给了村里人。这时候，经验在先的宗维岳，自然成了村里养蜂的教师爷。而养蚕在当地比较古老，技术上主要是张连贤的事。
第一次割蜂蜜的时候，全村人的日子都跟着甜了。你家拿个茶缸子，他家端个碗，还有的人干脆把家里的粗粮团团，端到蜂蜜坛子边上粘着吃。对此，家里人虽有异议，宗维岳的态度是来者不拒，全都免费供应，那阵势如同为自家的养蜂事业搞庆祝活动一样。
由送蜜吃这件事上，可看出宗维岳个性中大气豪爽的一面。那时候，附近的几个村子里没有识字人，人们过年写对联就都涌到宗维岳家。忙的时候，父子几人一起上阵，没有墨，就刮锅底灰，经过磨碎，筛细，为了字能光亮有粘度，再加一些鸡蛋黄子拌进去。这样的事年复一年，二儿宗德兴有意见，张连贤也埋怨说：
“写这些东西，不挣谁一分钱，有的人家还得给倒贴纸钱。你们图甚呢！”
“这个你不懂，凡来者不是亲戚朋友就是跟前的熟人，过大年之际，咋好意思给人家难堪！将心比心都一理嘛，谁都有求人的一时哩。人在世上是跟人活哩，谁都有用到谁的时候。所以你们要往远哩看，不要只看到脚梁面和家门前，那样不好。”
宗维岳的话不无道理，只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切，给了他及其全家待人接物理念的一记耳光。这一点让我们慢慢的道来。通过前面所说的这些事情，我理解了宗家人好吃亏禀性的遗传由来。
1967年，吴起县上上下下派头激烈，几经反复，形成了“县联总”和“县红总”两大派。宗、康两家在外工作的儿女都多有参与。到了1968年3月，“延安联总”和“志丹红大”造反队来吴起，煽动武斗。当地的两派，抢了张坪、宗圪堵两队民兵的枪，真枪实弹斗了起来，很快就死了十几个人。人人自危的情况下，宗、康两家在外的儿女都先后跑回家避难。而此时的杨青也已经闹腾起来了。据宗德虎回忆说：
“大串联开始，住队干部动员我们几个有文化的年轻人，让写大字报，揭露小队和大队干部的问题。那时候人头脑简单，初生牛犊不怕虎，又都想积极进步。我和几个年轻人一起，你一言，我一语，编了一份‘小字报’。记得好像是在一块旧报纸上，宗廷明用毛笔抄上去的。”
“具体内容是‘黑包公脸发青，坑人骂人你好威风，贪污盗窃你当我们不知道，其实群众心里一单清。投机倒把是行家，损公肥己你先行，资本主义你想搞，群众坚决不答应。”
“大纸报贴出后，有的人听了笑，有的人听了骂，不一会就让人给撕得没影子了。过一段时间，我把社员平时背地议论的一些事情整理成篇，用毛笔写在旧报纸上，贴在了会议室的墙上。一次开社员会之前，我还把这些内容刻成了小字报，向社员印发出去。再往后村里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当时，我年轻气盛，只想表现积极，却不知道为家里惹下了一场大祸。”
其实，当年即便没有宗德虎的作为，杨青村也绝不会风平浪静。那是一个时代的风波，不以任何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历史地看，宗德虎的这一点感觉不完全成立。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引子罢了。
杨青村作为一个大的生产队，有六十多户人，宗姓占了绝大多数。宗维岳是从石湾过来的，虽姓宗，与村子里的宗家隔了许多代。人们叫他石湾大爹，可见辈分之复杂。而村里的两大门头，一是小窑子；二是前院。前院这一门人有十几户，主要居住在杨青、谢渠和梁沟，户数和人口最多，家庭成分全都是贫下中农。小窑子这门人有十几户，主要居住在杨青村，其家庭成分以中农和下中农为主。更主要的一点，当时的大队支书是由前院这门人当着，叫宗海洲。从血缘关系上讲，唯独宗维岳和康明章两家是独户，不过有婚姻关系联系着。
在没有文化的山村里，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注定不过是人斗人的一场闹剧。宗德虎和几个有点文化的年轻人的举动，惹恼了大队支书。在会上，他发动自家人反攻，由一位贫协委员出面，诬称宗德虎在葫芦台打坝时，乘休息中间教人们唱歌，骂支书是蒋匪帮。宗海州甘愿自领匪名，当时就说：
“中农敢骂贫下中农是蒋匪帮，这还了得，这是一个政治事件，这必须处理。”
实际情况是驻队干部给大家教唱“洪湖水呀长又长……跟着贺龙闹革命，坚决消灭蒋匪帮”。宗德虎站在一边，边唱边打拍子，手不停地转着、抡着。可能是唱到最后，他打拍子的手正好转到了支书站着的方向。这样的说法又有多少可信，没有人能说清，但有人趁机上纲上线，说：
“这是阶级路线问题，阶级斗争问题，不处理不行了。”
当时，外面的两派力量在杨青也已经有了代表，人们各有圈子。当权的宗海州一门人，拉拢了村子里一些近亲，组成了势力较大的一派。其余的户家一部分中立，一部分站在了宗维岳一边。两派人马你争我斗，越斗越失去了常理。
上了年纪的宗维岳本来无心这些事情，但火烧在自家儿女身上了，不能不救。他虽然不在领导位上，影响还在，特别是上面来的住队干部，对他们一派比较支持。双方一开始的较量，还算势均力敌，互相除了大辩论，大学习，大批判外，也没啥具体的内容。情形如同应景演戏一样。后来，问题就严重了。
康全功因嘴得祸受害入狱，成了洛河源上一号反动人物。村子里有些人故意造谣，今天说他要被枪毙了，明天又说要被砍头了。搞得康家人心乱如麻，惶惶不可终日。作为宗家的姻亲，康家本是这场斗争最为鼎力的一家人，被这一事件彻底的击垮了。剩下宗维岳一家，就成了对手主要针对的对象。
回头看，宗海州一伙原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可能成为权力竞争对手的康全功和宗德兴两个能人。因为两人都当过国家干部和大小队的领导。康全功出了事，他们撇开了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转而开始集中力量对付宗维岳一家。
那年月，人多势众就是力量，力量又不分清红皂白。大队支书宗海州是退伍军人，家门中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贫下中农。这在唯成份论的当时，可是根正苗红的代表。宗维岳虽是老党员，但家庭成分是中农，又犯过两回错误，就成了留给对手的把柄。后来又说宗维岳家在解放前雇过几回长工，是漏划的富农，是前任走资派，诬称他在家里藏有枪支，全都是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问题。
为了搜枪，宗海州一伙把宗维岳家围住不让人出进。得了消息，提前有所准备的宗德兴，站在窑门口不让对方随随便便来搜。他提出的条件是要搜大家互相搜。结果，就从进门的一个人帽子里，搜出一颗子弹。那一回，家里的几孔窑被翻了个底朝天，连炕板都被翻起来了，却没能让对方栽了脏。要不然事情就难了。
莫须有的罪名，像一张网把能言善辩的宗维岳给困住了。他百口莫辩，在大会小会上被要求交待。一夜又一夜，不承认不让回家。有几回，他老人家还被押到了公社集中看管过。斗争最激烈时，宗维岳跪在毛主席像前，头上戴着一丈多高纸帽子，双手反绑，低头认罪，鼻涕和眼泪混流而下，在下颏上挂了多长。这时候挥拳头喊口号的群众，许多都是过去一直尊敬他为石湾大爹，被他热心帮助过的村人。
据孙女宗文彩回忆说，批斗爷爷的时候，家里人都不让参加，几个儿女对父亲一点帮助都没有。家里人着急，打发她领了几个娃去会场了解情况。看见爷爷受罪，宗文彩想出了一个办法，领着自家兄弟姐妹，一边跟着喊口号，一边绕在爷爷身边，帮着给他擦鼻涕，同时让他老人家的腰能够直一下。这个小聪明很快就被发现了，几个孙子被连提带踢扔出了会场。到了夜里，年龄大一点的孙子宗力文，爬高下低，在宗海州家的窑顶烟洞嘴子上去探听消息。那情形，全家就跟打仗一样紧张。
当时，村里有人乘机打了宗维岳。这事被宗德兴知道后，十人九马拉不住要去杀人判命。当然，村里同情宗维岳家的人也有好多，但人们只是暗中表示支持，明处又态度暧昧，没人敢站出来替满腹委屈的一家人说话。人是需要精神安慰的，就这一点点私底下的支持，曾温暖过心寒的宗维岳。他认为那是自己与人为善所获得的一种报答。
但是，曾经下乡来的住队干部，都爱来宗维岳家里吃住，贪得是这家人的好人情，围绕的是宗维岳的影响力。等一讲开了政治，面对阶级队伍的选择时，这些人有明有暗，都与宗维岳家保持开了距离。还有的落井下石，连起码的良心都没了。有些人在村子里遇上宗维岳都不说话。还有人干脆躲着走了开来。为此，宗维岳丧气地私下总结说：
“看来，人本性都是势利的。阶级斗争不过是一盆脏水。”
经过一段时间的阶级斗争，宗维岳一家人被踩在了脚下。趾高气扬的宗海州一派彻底占了上风。这就发生了宗德虎多次向上的机会被阻，家里人劳动，干最苦的营生，还同工不同酬，分粮不公平等。其中，由于年景不好，政府发下返销粮，村里人人都有，唯独没有宗维岳家的，这成为最伤人心的一项。仅此也罢了，这些人还在会上放话说：
“石湾人，就是捆在石头上也饿不死的，还要什么返销粮。那是国家给人民群众吃的。他那一家子人吃屎去吧！”
人是铁，饭是钢，没粮吃那是要命的事。生产队在救助上不平等，一家老小总要考虑如何活。除了向野外寻出路，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每年果园的红果子下来，宗德兴和宗德虎两兄弟，推车或驮在驴身上，到周围的地方换一些杂粮回来。这些都是人饿出来的智慧。
那年六月下旬，新粮没收，旧粮断顿，村子里的人们饿得不行，都或明或暗的偷着掰队里的玉米棒子，回家煮着吃。看见别人吃，宗维岳的几个孙子眼馋，哭着跟大人要。老人一时心酸，也跟着到地里掰了两棒子回来，结果不知被什么人给揭发了。队长在批斗会上说：
“人民群众偷着掰，不对是不对，但那属于人民内部问题。新富农，反革命偷着掰，就是阶级斗争的问题，是搞破坏。一个玉麦棒子，扣十分工，秋天分粮扣五斤玉米。看你还敢偷了不。”
两棒玉米，让宗维岳挨批了好多次。俗话说“哀莫大于心死”，宗德虎在磨难中绝望了，也麻木了，心态反倒有所平和。一直抗争的宗德兴孤掌难鸣，还在为一家人挣扎。他的大儿宗力文考上县上的中学，队里以“富农的子孙后代”不让走，要求一个十三岁的娃娃回队参加劳动。关乎下一代人的成长，任何父母都不会轻易放弃。这成了一家人远走的一根导火索。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动了走的念头，一切都水到渠成了，一家人却陷入了故土难离的忧伤中不能自拔。那是整整半年的困扰，直到过完年，都快打春的前后。张连贤着急的催促说：
“唉哟，这眼看天就要暖了。再不走，要种了地就走不成了。”
就在宗维岳父子三人下不定决心期间，村子里有些人觉察出了一家人要走的苗头。像猫怕失去爪下的老鼠一样，宗海州一伙人也躁动过。有的人不想放人，说放走了，太便宜他们一家子。有的说还是打发的越远越好，队里还能省出粮食来。消息一公开，村里好多人这才觉得不公了，他们上门来挽留说：
“石湾他大爹，杨青人亏了你们了。”
“你们一家走了，我们一家人可咋办哟！那还不得让人欺负死了。”
“你们不要走了。他们也不可能永远都得势吧？”
到了这个时候，不走已经不可能了。全家人收拾东西，联系搬家车，等着动身的日子。感恩十几家乡亲的情谊，宗维岳一家把各自养了多年的二十多箱蜂，全送给了这些人。在他们还没有搬走的时候，那些个“敌人”听说后眼红了，放出话说：
“他们要是不给我一窝蜂，我一包六六粉撒进去，让他谁家都送不成。”
搬家的前一天，宗德兴从窑里抱出了一坛子淹制的猪肉，突然内急，上茅子时放在外面的石头上。路过的宗海明跑过来，揭开看了一眼，左顾右盼了一下，举起又放下，最后走开了。此人跑去跟别人说：
“看看，没说错吧。别人家连粮都吃不上，石湾人还有猪肉淹着呢。要不是听见有人说话，当时，我真想抱起来给狗的砸了。又想给狗的抓两把土撒进去。”
人心坏到了这个程度，再与之为武或为敌都没多少意思了。临行的那天，感情脆弱的宗德虎流了眼泪。多年之后，他写下了一段当时难以离别的话：
“举目望天，好熟悉的天哟！一年四季，日月星辰从那儿出，从那儿落，早已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低头望地，好熟悉的地噢！脑畔、院子、院墙、窑洞是我成长的摇篮；那山山水水坡坡洼洼沟沟渠渠是我自小耍大的地方，那梁梁峁峁川川台台弯弯畔畔到处都有我流下的汗水；闭目想四邻，东家西家，哪家门里我没进过！哪家的饭菜我没吃过！我不知道，一个古老村庄竟然容不下为她出过大力流过血汗的两户村民！”
那一次搬迁，宗维岳和张连贤被以反革命份子的名义扣留在杨青，名义上接受进一步的调查，实际为了进一步的行恶。两位老人看着两个儿子，带着十四口家小离开了这块伤心之地，虽空落的不是滋味，但心情还好。一年之后，接受完政府的审查，老两口一身轻松，去了内蒙的河套大平原。
据说，杨青村里的那些个“敌人”，为宗维岳一家人的离去，在路口上曾烧过送死人的离门纸。多年之后，上帝之手让其中的一些人受到了天遣。而宗维岳亲手挖的几孔石窑，卖给了村里的两户人家，一直保留到现在。那处果园，队里没让个人去买，压价到75块钱收归集体。令人叹惜的是，物通人性，一园果树两年后先后枯死落败，最后被毁的荡然无存。
在内蒙，宗维岳和四儿一家生活了近十年。中间，他给城里的一些单位下过夜，给大队的林场看过园子。南营子村里的几个老汉，把宗维岳佩服的五体投地，言听计从。人们杀猪请人，他老人家都是席面上高坐之人。人捧人高，可以说在平原上的小村落里，他又给自己树下了一处口碑之地。在三儿宗德龙的眼里，父亲是这样一个人。他曾跟我回忆说：
“你爷一辈子是个能人，会处理事，能软能硬，心公道。作为家门里的老大，他虽然住在了杨青，可石湾家里的事，好多还得你爷爷出面来解决呢。那些老弟兄也就服他，所以，他说的话人们都听呢。就因为人公道，他也得罪过一些人。你爷曾经跟你二大说，公道谁都想呢，可是，主一次公道，怨一些人……”
1979年的冬天，宗维岳因患肺气肿去世，享年72岁。这个寿龄超出了他早年对自己生命的预计。
晚年，宗维岳可能反省到了人生错误，直到临终，还在念叨着老伴张连贤。四年之后，张连贤在老家去世，几个儿子把父亲尸骨起出，烧成灰带了回去。两位老人被合葬于宗石湾前的一块台子地上。
——部分内容据宗德虎回忆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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