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句话出自《论语》为政篇，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志于学”历程的总结。言简而意赅，读起来顺口，理解起来似乎也不难，可真要仔细说出个所以然来，又不是那么容易。先师至圣，到集大成时，一字一言，无不是由“道”出发，显出其本意来，后人照着文本理解，或有隐约感触，可总也摸不到实质。侃侃而谈，总有纸上谈兵之嫌。唯有“志于学”，沉心摸索，化育万物，方能向“道”而生，真正领会先圣境界。上述孔丘的求“道”之路，莫不是给我们的启发么？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孔丘十五岁立志，立的是什么志呢？正是求“道”之志。这里不是单纯的“学”，古君子学“六艺”，这是知识层面的，孔丘十五之前六艺应当已经习过了，在十五岁的时候，他终于确立了人生的目标与意义――“道”，他之为学的根本已然有了。十五之前的孔子学习知识，这是一个过程，不可能省略。即使是孔子作为后来的“大成至圣”，也免不了要有这个过程。他之所以能志于道也是缘于在学知识期间意识到知识不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继而发现了道，可以说知识是一把钥匙，也有启蒙的作用。讲到这里，既然孔子可以在十五岁立志学道而有所成，那我们追求道也还是有希望的。
“三十而立”，到三十岁的时候，他找到了学“道”的方法，摸到了通向“道”的大门，那就是“仁”“义”“礼”“德”。通过从个人修养，从政立法等方面渗透解读这四者，让这条学“道”之路渐渐丰满而深厚。这是孔子思想开始闪耀其光芒的初端。“而立”，我们如今在成家立业里头的情境比较多，其实成家立业何尝不是懂得了仁义礼德而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都有了责任感呢？所以说学道的过程不是抛开现实，恰恰是以此来指导现实。
“四十而不惑”，孔丘人到中年，心性日渐沉稳，经过十年从政立法方面将“仁”“义”“礼”“德”的实践，他对于这四者的理解更为透彻，世间许多事也看明白了，可以说是在看透了人间世之后，他发现最后的道路仍然是指向了学“道”。所以对于学“道”的目标也不再有怀疑困惑，更加坚定信心去实现。
“五十而知天命”，一直以来对于这一句的理解争议很大，答案五花八门。有人认为孔子“知天命”谓之信命，相信有“命运”这一说，而人力无法改变。有人反驳儒家在孔丘时并没有“天命”那一套说辞，孔子本人也是“敬鬼神而远之”，所以这句恰好是知道了所谓“天命”的隐义，从而不信天命。还有其他说法，举出的例证看起来似乎都有点道理。但联系上面我的理解，我认为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天命”正是指“道”。他在这个时期，知“道”了。为什这样讲，一方面承袭之前理解，这个意思很自然，另一方面，“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两者都有永恒这一共通气质，这样说来合情合理。
“六十而耳顺”，在知“道”之后，孔子对于人事，能有平和澄明的心态应对。褪去了之前的激进犀利，这时候的孔子甚少与他人辩论。辩者，仍是不知“道”的表现，因为“道”是从一而终的，根本没有可辩的余地，所以他能够面对他人的看法，包容而宽和。他教授弟子，与其讲学修道，时常体悟他人言行，发现莫不与道相联系，从而恍惚之进悟，谓之“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这是很多人都期盼的境界，可孔子的从心所欲，是在得“道”的基础上，能在“道”的世界里，自由徜徉，而能“不逾矩”。“道”本身代表的是人追求的最高的那个境界，既已达到最高境界，做什么能够越过做人标准的呢？当然是没有，此之谓“不逾矩”。
“子曰：朝闻道，夕可死矣。”孔子对道的追求，穷极一生。他在晚年审视这个过程，说出这样一段话，是回顾一生，也有安心尽情的意思在里头。此身为求“道”而来，尽“道”而去，正是尽情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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