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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分配到一所乡镇中学教书。那时条件差,一间破教室隔开,住了三户,里面住着共产党,中间住着国民党,我这个无党无派的愤青自然就靠边住啦。屋子破烂不堪,低头坑坑洼洼,抬头是一匹一匹青瓦。不管三方哪一方打个屁,另外二人都听得清楚明白。
很多个漫漫长夜,听着屋外的风雨,我们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说话。听他们摆谈一生的坎坎坷坷,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梦乡。一觉醒来,人老少眠的国共和谈还在有一句没一句地继续着。
国民党姓杨,共产党姓王,两个曾经水火不容的人竟然友好地毗邻而居,历史真会开玩笑啊。
王老师本来在重庆一所大学读书,因为参加了共产党,就闹学潮,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之后,组织安排他去华蓥山游击队一个支队当了宣传部长。
而杨老师呢,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追随国民党,后来任陪都军政部下一个行署署长。应该说,他们都是当时中国一等一的社会精英,可没想到的是后来的人生旅途却也一等一的惊人相似。
国民党战败,杨老师不愿随蒋介石背井离乡去台湾,主动投诚留了下来,起初,新中国政府还安排他在四川省部帮助训练警察,后来“三反五反”一来,就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关进了监狱,直到改革开放才发配原籍充军农村。
人是自由了,却不能像农民那样拥有赖以生存的一亩三分地。好在他能写会算,时时帮村里写写标语算算账,村里也就赏他一口饭吃。到八十年代,师资奇缺,学校请他出来当代课教师。这个时候,他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了。按理说,他早已到了退休年龄,应该安享晚年,可为了糊口,还不得不蹒跚着上讲台。
共产党成了执政党,王老师的日子应该好过吧。是的,好过了几年。他曾经就职于一家国有银行,任中层干部,生活过得阳光灿烂。可是到了“大跃进”“大炼钢铁”的时候,他就栽啦。怎么栽的?就因为说了几句心底里的话,便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后来更惨的是:江青说华蓥山游击队都是土匪。因此,他被戴上土匪帽子,经常要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了。有时附近几所学校开批斗会,也把他借去当箭靶。生产队里,他永远都干最劳累的体力活。他的身高一米五五左右,人瘦得皮包骨,还要担大粪、抬石头,真不可想象。
毕竟是知识分子,在那些许的空闲时间里,他读医书,读出了一些道道,慢慢地,给这个治治感冒,给那个治治脚气,人缘一好,贫下中农对他便放松了管制。有一年,生产队长居然放他外出行医。于是他就当起了游方郎中。他说,最远到过湖北。说起当江湖郎中的这段经历,他可是眉飞色舞啊。一次我患牙周炎,他开过一个方子,服药三次之后就好了。
同病相怜的他们也免不了争论,共产党个子小声音大,国民党个子大音量小,争得僵持不下的时候,共产党就搞统战,统战我这个并不革命的愤青。但我大多数情况是不表态,只打哈哈,或者开他们的玩笑,说:国共和谈,肝胆相照,求同存异嘛。
还记得那些黄昏,陪同他俩走在校园外的田野山岗,听他们心平气和地谈起那些改朝换代的陈年旧事,沧桑的嗓音里飘散的是淡泊,是沉醉之后的清醒……那真是一种享受啊!
还记得离开那所学校后回去过一次,看望他们,共产党关切地问起我是不是已经耍了女朋友,国民党则说不慌不慌,慢慢找,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然后,他们款待我吃伙食团,四两米饭,一份素菜,一份肉片。
年龄小的共产党退休不过两年就离开了人世,年龄大的国民党因为没资格退休,就一直上课,下不了讲台,——不过,校方体谅他,只给安排了一个班的地理课。——直到生病住进医院,溘然长逝。
每每想起,脑海里总是浮现出他们一高一矮的相声演员似的搭配,禁不住想笑。念及他俩昔日音容笑貌,常感浮生若梦,禁不住潸然泪下。唉,他们年青时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理想最终颠覆了他们,他们的执着见证了历史的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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