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年代，《罗生门》被批评为将日本的愚昧和倒退暴露给外国人看，在中国，我也面对了同样的怒斥，而我用黑泽明来作为我的盾牌。也许20或30年后，中国人将不会再用那种狭隘的眼光来看我的作品。——张艺谋
大概很多人想不到，为中国拿下第一个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作品，会是一个农村题材的电影吧？
1992年8月，《秋菊打官司》上映，在这之前，张艺谋因为《大红灯笼高高挂》和《菊豆》被禁止公映的事，正处于人生最低谷的状态。
上面的话，就是他在《时代》周刊上为自己的偶像黑泽明撰文时说的话，他希望自己的作品，在多年后，能够被重新解读，被重新定义。
看过了张艺谋在电影题材上的选择，不得不说，张艺谋的选故事眼光，很毒。
《秋菊打官司》改编自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讲述的是“农妇（何碧秋）告村长”的故事。
当我们沉浸在这部电影里，很容易便能发现张艺谋本身思想上的蛛丝马迹，而这些，早已经掩盖了原著里那个村妇的许多光芒。
对比于原著，秋菊的执拗，远比何碧秋合情合理，电影情节的设置，也远比小说深刻。那么，这部电影到底都做了什么改编呢？
01、人设变了，直接改变了整个故事的格局
随着电影进度条往前移，观众很容易落入俗套，猜测剧情会是秋菊将村长告倒，村长被撤职为终局，随着剧情的深入，又觉得会是因为村长救了秋菊母子，秋菊率先给村长低头，村长也大方跟秋菊夫妻道歉，两家人和解。
谁曾想，结局完全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
当秋菊在雪地里追着警车，却只能远远地看着警车的背影越来越小，那无法抹平的茫然不解，笼罩了她。
电影的结局是故事的最大改编之处，而这些也和她被改掉的人设相关。
原著中的何碧秋，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妇，没什么见识，有点无知，甚至在人情世故上，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说的地方，唯一要说的，大概就是很执拗这一点吧。
开篇的“太阳好起来了”和“讨个说法”是吸引张艺谋改编的点，可是原著中，当何碧秋说出：“那你就别怪我了”这句明显带着“威胁性质”的话，已经完全看不出她和丈夫有错在先的半点反省，反而理直气壮，大有不让村长好过的意思。
小说后面，也确实交代了，何碧秋夫妇对于这个村长的作风习惯，乃至这个村长的上任，都是带有质疑和不服的。
而在告状过程中，包括去见严局长的部分，人情如何打点，这都是旅馆老板教她的，可见何碧秋在日常的生活中，人情世故这一块并不到位。
碍于人设决定了故事的走向，故事结局也就相对平庸。
仅仅是在她最后一次告状后听到村长被带走，验收员过来验收，她的麦田出了黑子这些事，故事便戛然而止了。
而电影中的秋菊，显然比何碧秋更有为人处世的智慧和自尊自爱。
电影中的秋菊，一开始就穿着一件大红衣服，围巾包着头，大腹便便的走在市集上，市集里，人来人往，观众一开始甚至都认不出那是巩俐。
张艺谋此时的电影偷拍方式，让整部电影的所有人物，都有着不一样的随意感。
这里的她，是一个即将临盘的孕妇。
当她拿着丈夫的诊断说明去找村长的时候，她的态度，是谦卑有礼，不失本分的。
这个时候的她，能体谅村长的难处，也明白自己家违建不对在先，村长管教村民也不是不可以，但村长不该往她丈夫的命根子上动脚还不觉得有错。
她要的，只是一个道歉。
秋菊要一个“说法”，是为自己的尊严，更是为丈夫的尊严，这才是秋菊最终坚持告状的原因。
结局多了秋菊生孩子的环节，瞬间将整部电影的层次拔高了几层，让秋菊和所有戏外的人开始思考，法与情，究竟应该怎么平衡。
02、情节冲突的原因变了，让整个故事更接近现实
故事的冲突，是源于村长打了人拒不认错，上级下来调解的时候，也仅仅是“赔钱了事”，故意羞辱，引起了何碧秋和秋菊坚持不懈的告状。
但其实，这件事的由头，是有本质区别的。分析这个由头，得从故事里的几件大事说起。
一是政策的改变。
原著中，讲述的是村长带着村民选了一块试验田种植油菜，何碧秋夫妻拒不配合，与村长起了口角，村长是个粗人，对很多事懒得解释，因而引起何碧秋夫妇的反弹，即便是在后面村长也是嘴硬，只说了一句：既然说不听，那就用拳头说话。
简单粗暴，这样的人物形象，其实我们在电视剧《大江大河》里看到过类似的形象，那便是雷东宝，敢闯敢干，只闷头做事，不容置疑。
电影里，将种油菜改成了违建，秋菊夫妻搭了个违建的辣子楼，村长劝不听，秋菊丈夫和村长起了口角，言语间，多有挑衅和不屑，刺痛了村长心底里的痛处，这才让村长以牙还牙下了手。
二是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
张艺谋为什么将这个“农妇”加上“孕妇”的设定？
电影花絮中提到，是因为巩俐在片场曾经扮演孕妇的样子逗乐，张艺谋很有感觉，因而做了这样的改编。
但往深一点去想，张艺谋为什么会觉得这样的改编有感觉？
自然是因为这样的人设更符合当时的时代特色。
八九十年代，中国人口增长过快，一度采取计划生育政策，老一辈的人，尤其是农村乡下的，为了生个儿子，可谓是各显神通。
为什么秋菊对于丈夫下体被踢如此意难平？为什么村长拒不认错？为什么秋菊生了儿子以后，村长这么重视，嘴巴里明明说不去满月宴，第二天却想着把自己收拾齐整？
这一切，都是因为贯穿全片的故事核心“生儿子”。
那个年代，生几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得有儿子。
有儿子，才能老有所依，才能有人继承香火，才能不被村里人笑话。
偏偏村长老婆生了4个女儿后，就被强制执行计划生育了，这是村长心里一直以来的痛。
秋菊丈夫违建在先，言语羞辱在后。“骂他下辈子断子绝孙，还抱一窝母鸡”。
这样的话，赤裸裸的就是那些年代，封建的农村人对同村里对没有儿子的村民的嘲讽，秋菊丈夫的话，听在村长耳朵里，更有炫耀之意。
电影里，村长生下了4个女儿，却被执行了“计划生育”，也就是“断子绝孙”，“抱一窝母鸡”了，而秋菊却马上临盘，是不是儿子且不说，毕竟还能再生。
秋菊丈夫这么一句戳心窝子的话，听在村长的耳朵里，面子挂不住，心里不好受，村长又怎么能忍？
三是“民告官”的民主化政策执行
当然，我们是在原著中才看到这样一个名词，也是在原著中，才明白何碧秋是这个政策的标杆案例，因而何碧秋的案子，能更快速高效的解决。
可电影中，显然略过了许多，不仅没提秋菊坚持告官的更多过程，故事也似乎只到法院通知秋菊丈夫拍片子，到了这里，电影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看似可能的假想结局。
但此刻，我们很容易忽略了张艺谋设定“孕妇”的用意。
秋菊在村长的竭力相助下，顺利产子，满月宴之前，秋菊还特地邀请村长前来，似乎之前的所有隔膜都不在了，村长也是想去的，按照村长家人所说，“他在屋子里拾掇自己呢”。
可见村长多重视这个孩子。
但秋菊没有等来村长，只等来警车，村长以“轻伤害”被捕，而秋菊和村长之间的恩怨，并没有化解。
这才出现了秋菊追警车的画面，秋菊的本意，只是想要讨一个合乎情理的公道，再浅一点讲，她想要的就只是村长的一句道歉。
但事情的发展，超出了她的本意和简单想象，她茫然了，法与情，终究只能选一个。
03、故事背景改了，让整个告状的过程有了不同
《万家诉讼》故事背景在南方，印象最深刻的，是何碧秋的村子，被一个水库隔绝在两个省界内了。要告状，只能坐船或者绕远路。
何碧秋找医生开的证明是跨省的，在她告状的过程中，这个事实被反复提及，似乎无形中，加大了她继续告状的难度，同时也增加了这个案件的复杂性。
最直接的一个表现，大概就是何碧秋到了市里找到严局长家的时候，却因为并没有看到局长，而将做人情买的东西都给了一个耳朵不灵光的老人家。
之后，何碧秋回到了家，也就没再出去，索性在家等消息，这里，是不是也有出行难的考量呢？
电影里，则是直接将故事放在了陕西农村里。
张艺谋本身是陕西农民出身，对陕西的民俗风情，有更多的了解，对那里的农村生活习惯，有更多的感受。
虽说在出行上以及告状所用的状纸有着地域归属的差异，电影里也刻意简单化了秋菊的出行方式，但不可否认，部分场景的简单化，对应人物设定的饱和度，其实有很好的反衬作用。
秋菊一家本就是卖辣子出身，走上告状路之后，这些辣子就成了她告状的支撑，而张艺谋在电影里的写实拍摄手法，偷拍，抢拍，抓拍，跟拍，所有的人物影像，都是基于相对简单的故事场景出来的。
加上她孕妇的背景设定，若是再从场景上去加大难度，无疑会让这个告状的过程显得更为艰难，甚至失真。
试想想，一个即将临盘的孕妇，经得起船舶，车马的来来回回折腾吗？
结尾
细想想，张艺谋并没有真正地运用这个故事，对故事的还原度，并不算高。
如今影视行业中，“超高还原度”成了娱乐观众的一个卖点，除了还原，改编者的才华，完全被掩盖。
而张艺谋的改编，往往是借用故事的框架，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大部分的改编，尤其擅长在细枝末节处“动手脚”。
《秋菊打官司》经过人设，背景，故事冲突等各种改编，也确实给观众留下了不少的思考，也让人对于秋菊的执拗有了更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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