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对话》，【法】吉尔•德勒兹 克莱尔•帕尔奈 著，董树宝 译，2019年01月
经验主义者不是理论家，而是实验者：他们从不解释，他们没有原理。经验主义就像英国小说一样。重要的不是创作哲理小说，也不是把哲学置于小说之中。重要的是以小说家的方式创造哲学，以哲学的方式成为小说家。本文节选自《对话》中《论英美文学的优越性》第二部分。《对话》是德勒兹与克莱尔·帕尔奈之间进行的哲学探讨，主要围绕着德勒兹哲学探索的主线展开了一系列“对话”，可以看作一部精简版的德勒兹哲学指南，也可以说是德勒兹（与加塔利）哲学的最佳“导读本”，是《千高原》的基本纲要。
关于经验主义。为什么写作？为什么写到了经验主义，尤其写到了休谟？因为经验主义就像英国小说一样。重要的不是创作哲理小说，也不是把哲学置于小说之中。重要的是以小说家的方式创造哲学，以哲学的方式成为小说家。经验主义经常被定义为这样一种学说：根据这一学说，可知的东西“来源于”可感物，一切属于知性的东西来源于感官（sens）。不过这是哲学史的视角：在探寻和提出抽象的第一原理时，人们有办法令整个生命窒息。每当一个人相信宏大的第一原理时，他提出的无非是粗俗的、贫乏的二元论。哲学家们乐意屈从这一点，而且围绕着那应该是第一原理的内容（存在［Être］、自我［Moi］、可感物［Sensible］……） 展开讨论。但是， 如果为了把可感物变成抽象原理，那么诉求可感物的具体的丰富性真不重要。实际上，第一原理总是一副面具、一种简单的影像，它并不存在，事物只有在第二、第三、第四原理的层次上开始移动和获得活力，这些甚至不再是原理。事物只有在中间才开始生存。在这一点上，经验主义者在世界中—而不是在他们的头脑中—找到了什么？找到了什么像是一种与生命有关的发现、像是一种生命的确定性？找到了什么改变了生存的方式—如果人们真的抓住了生命？这根本不是“可知的东西是否来源于可感物？”的问题，而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也就是关系的问题。诸关系外在于它们的项。“皮埃尔比保尔更小”，“玻璃杯放在桌子上”：关系既不内在于两个项之中的一个项（这个项因此可能是主项），也不内在于两项的集合。不仅如此，关系能够改变，诸项却不改变。有人将会提出反对意见：当玻璃杯从桌子上被移走时，它可能被调整。但这不是真的，玻璃杯和桌子的观念没有被调整，它们不是关系的真项。关系居于中间，而且就这样存在。关系的这种外部性不是一种原理，而是反对种种原理的生命抗议。实际上如果一个人从中看到某种贯通生命的但对思想感到厌恶的东西，那么思想被迫思考它，使之变成思想的幻觉点，也就是一种对思想施暴的实验。经验主义者不是理论家，而是实验者：他们从不解释，他们没有原理。如果一个人把关系的这种外部性当作导线或者线，那么他就会看到一个太奇异的世界碎片式地展开：喜剧演员（Arlequin）的披风或者拼贴作品，其构成包括实与虚、团块与决裂、吸引与分散、细微与唐突、合取与析取、更替与交错、从未得出总和的加法、从未确定差数的减法。人们会清楚地看到经验主义的伪第一原理如何来源于此，但是是作为一种总是被推后的否定的极限、一副被置于开端的面具：确实，如果关系外在于且不可化约为它们的项，那么差异不能置于可感物与可知的东西、经验与思想、感觉与观念之间，而是仅仅置于两种观念或两种经验之间—诸项之间的差异和诸关系之间的差异。众所周知的观念联想（association desidées）肯定不会化约为哲学史所克制的陈词滥调。在休谟的著作中，先有诸观念，然后有这些观念之间的诸关系，这些关系能够改变，而观念却不变化，之后有使这些关系发生改变的情景、行动和激情。整个“休谟—装配”呈现为最富有变化的形态。为了变成一个废弃城市的所有者，就必须手触大门，或者满足于远距离投掷标枪吗？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上面的东西战胜下面的东西，而在其他情况下截然相反（地面战胜了表面，但绘画战胜了画布，等等）？请做个实验，每次有诸观念、诸关系和诸情境的装配：每次都有一部真正的小说，其中所有者、小偷、投标枪的人、徒手的人、农民、画家取代了诸概念。
诸关系的这种地理学之所以更加重要，乃因为哲学（哲学史）充满了存在、是的问题。人们讨论归因判断（天是蓝的）和存在判断（上帝是），一个判断以另一个判断为前提。但这总是动词是（être）和原理问题。几乎只有英国人和美国人释放了合取、反思了关系。因为他们对逻辑有一种很特别的态度：他们没有把逻辑想象为一种始源性的、蕴含着第一原理的形式；他们反而告诉我们，要么你们将被迫放弃逻辑，要么你们将不得不去发明一种逻辑！逻辑，恰好就像连接城市和乡村的主要道路，不在开端，同样也不在末端，人们不能停止。确切地说，只创造一种有关诸关系的逻辑是不够的，只辨识关系判断的权利是自主领域、不同于存在判断和归因判断也是不够的。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还会阻止诸关系，正如它们在诸合取（既然、因此等）中被发现仍从属于动词“是”一样。全部语法、全部三段论都是维持诸合取与动词“是”的从属关系的、使诸合取围着动词“是”转的方式。应该更进一步：使与诸关系的相遇渗透和败坏一切，暗中削弱“是”，使“是”翻转。以“与”取代“是”（EST）。A与B。“与”甚至不是一种特殊的关系或一种特殊的合取，它是全部关系、全部关系之路径的基础，使诸关系溢出了它们的项和它们的项的集合、溢出了可以被规定为“是”（Être）、“一”（Un）或整体（Tout）的一切。作为外—是（extra-être）、内—是（inter-être）的“与”。诸关系还可以在它们的项之间或者在两个集合之间由此及彼地被确立，但是“与”给诸关系提供了另一个方向，而且使诸项和诸集合，使两者沿着它积极创造的逃逸线逃离。和“与”一起进行思考，而不是思考“是”（EST）、为了“是”（EST）进行思考：经验主义从未有其他秘密。请尝试一下，这是一种极其奇特的思维，但这就是生命。经验主义者就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思考，这就是全部。这不是唯美者的思维，正如有人说“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女人”时不是唯美者的思维一样。而且这不是一种辩证思维，正如有人说“一生二、二生三”时不是辩证思维一样。“多样的”不再是一个还从属于可划分的“一”（Uu）的形容词或涵括它的“是”（Être）的形容词。它变成了名词“多样性”，后者不停地萦绕着每种事物。多样性从未在诸项之中，不管这些项的数目有多少，也不在它们的集合或全体性之中。多样性只在“与”之中，“与”不具有和诸要素、诸集合乃至它们的关系一样的性质。因此它只能发生在“二”之间，它仍然使二元论偏离正途。“与”具有基本的节制、贫乏、苦行。除了仍被困在动词“是”的陷阱之中的萨特外，法国最重要的哲学家是让·瓦尔（Jean Wahl）。他不仅使我们遭遇了英美思想，他懂得如何让我们以法语的方式思考太新的事物，他自己还最深入地推进了“与”的这种技巧、言语活动本身的这种口吃、语言的这种少数者的用法。
我们谈论英语或美式英语，这令人惊讶吗？这是一种霸权的、帝国主义的语言。但是这种语言更容易受到各种语言或各种辩证法的秘密运行的攻击，而这些语言或辩证法从各个方面暗中削弱这种语言，而且强加给它一种广泛的腐化和变异的游戏。支持纯法语、确保其不受英语玷污的那些人在我们看来设定了一个仅仅对知性讨论有价值的假问题。美式英语把官方的专制意图、对霸权的多数派要求仅仅建基于被扭曲的、被打碎的和秘密服务于少数者的令人惊讶的才能之上，这些少数者从内部无意地、半正式地影响美式英语，同时随着这种霸权的展开而侵蚀这一霸权：权力的逆转。英语总是受到所有这些盖尔语式的英语、爱尔兰式的英语等少数者语言的影响，这些少数者语言是许多反对英语的战争机器：辛格（Synge）的“与”，它负责全部合取、全部关系和“道路”，连接城市与乡村的主要道路，从而标出那展开的言语活动的线。美式英语也受黑人英语、黄种人英语、印第安人英语、蹩脚英语的影响，它们每次都像一种从颜色手枪中射出的言语活动一样：动词“是”的极不相同的用法、合取的不同应用、“与”的连续线……而且奴隶之所以必须认识标准英语，乃是为了逃逸，为了使语言本身逃逸。哦，不，问题不在于模仿土话，或者恢复方言，像那些通常是既定秩序捍卫者的农村小说家所主张的一样。问题是使语言变动，使用越来越朴实的语词和越来越精美的句法。在美式英语的确是黑人英语这层意义上，问题不在于像一个异乡人一样说一种语言，问题在于在自己的语言中是一个异乡人。为此，英裔美国人负有使命。英语和德语同样具有丰富的复合词，必须反对这两种语言构造复合词的方式。但是德语被“是”的优先地位、“是”的思乡病萦绕着，并使为了构造复合词所利用的全部合取趋向于“是”：对基础（Grund）、树与根、内（Dedans）的崇拜。相反，英语构成了这样的复合词，它们的唯一联系是具有暗示性的“与”，它与外部（Dehors）有关，对从未消失的、没有基础的、在表面上疾行的路线的崇拜，这就是块茎。蓝眼睛的男孩：一个男孩，蓝色的与双眼—一个装配。与……与……与，这是口吃。经验主义不是其他东西。它是多数者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丰富的语言，它以自己的方式被打碎，以便引进创造性的“与”，后者将使语言疾行，而且在语言是我们自己的语言的范围内，使我们在我们的语言中变成异乡人。找到法语特有的方法，借助它自己的少数者的力量、它自己的生成—少数（对这一点感到遗憾：许多作家取消了法语中对于这种“与”有价值的标点法）。这就是经验主义：句法与实验、句法与语用学、速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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