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德勒兹著，陈永国译，选自《哲学的客体：德勒兹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来自暴风骤雨
斯多葛派也区别了两种事物。首先是具有张力、身体属性、行动和激情，以及相对应的“事物状态”的身体。这些事物状态、行动和激情是由身体的混合决定的。在界限的地方，所有身体根据一种原始的火而统一起来，身体被火吸纳进去，但又根据各自的张力发展起来。身体和事物状态的唯一时间就是现在。活的现在是伴随着行为的时间的延续，表示并衡量代理者的行动和病人的激情。但就身体当中已经达到统一的程度，就主动与被动原则之间已经达到统一的程度，一个普遍现在包含着整个宇宙：身体只存在于空间，现在只存在于时间。身体当中没有原因-结果。相反，所有身体都是原因——相互关联和相互维护。就普遍现在的范围来看，统一叫做命运。
其次，所有身体都是相互关联的原因，相互维护的原因——但是什么东西的原因呢？它们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一些事物的原因。这些结果不是身体，而准确地说，是“非物质的”实体。它们不是身体的性质和属性，而是逻辑或辩证的属性。它们不是事物或事实，而是事件。我们不能说它们存在，而只能说它们维持或坚持生存(这最小限度的存在恰好适合于不是一个物体的东西，适合于一个非存在的实体）。它们不是名词性实词或形容词，而是动词。它们不是代理者或病人，而是行动和激情的结果。它们是“无感觉的”实体——无感觉的结果。它们不是活的现在，而是无限性：无限制的永恒时间，无限地分化成过去和未来而总是逃避现在的生成。因此，时间必须以两种互补但又相互排斥的方式分两次捕捉。首先，必须把时间当作作用于身体和被作用的身体当中的活的时间而全部捕捉。其次，必须把时间当作无限制地分化成过去和未来、分化成产生于身体、身体行动和身体激情的非物质结果而全部把握。只有现在存在于时间之中，吸收或把过去和未来聚集起来。但是只有过去和未来在时间中坚持存在，无限制地把每一个现在分化开来。这不是三个连续的维度，而是对时间的同时性阅读。
在对斯多葛思想的细密重构中，爱弥尔•布雷耶尔说：
当手术刀切入肉体，第一个身体在第二个身体上生产的不是新的特性，而是新的品质，即被切割的品质。那个品质并不表示任何真正的性质……相反，它总是用动词来表示，这意味着它不是一个存在，而是一种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似乎到达了极限，到达了存在的表层，其性质是不能改变的：事实上，它既不是主动的，也不是被动的，因为被动性要求有一个开展行动的形体。它纯粹是一个结果，或不能在存在者中间进行分类的一种效果。……[斯多葛派区别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存在领域，这是以前没有人做过的：一方面是真正的深奥的存在，即力；另一方面是事实，它们在存在的表层嬉闹，构成了非物质性存在的一种无限的多元性。
对于身体来说，比成长、变小或被切割这样的事件更密切或更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斯多葛派在把身体的厚度与只浮于表面的非物质性事件，如草原上的薄雾（甚至比薄雾还轻的东西，因为薄雾毕竟也是一种身体）加以对比时，他们想要说明什么呢？混合寓于身体之中，寓于身体的深处：一个身体渗透到另一个身体，与其各个部分相共存，就像海洋中的一滴红酒，或铁中之火。一个身体从另一个身体撤出，就像液体从花瓶中倒出一样。一般的混合确定量和质的状态:一个整体的各个维度——铁的红色，树的绿色。但我们说“成长”、“减少”、“变红”、“变绿”、“切割”和“被切割”时所意味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事。这些不再是事物状态一深藏于身体内部的混合——而是表面的非物质性事件，是这些混合的结果。树“变绿了”……哲学的天才首先必须由它强加给存在者和概念之上的新的分配来衡量。斯多葛派处在追溯和形成某一从未有过的前沿的过程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代替了所有反思。
首先，他们正处于开辟一个全新的因果关系的过程当中。他们肢解了这种关系，甚至冒着在每一边创造一个整体的危险。他们称原因为原因，并在它们之间建立一个原因链（命运）。他们称结果为结果，并在它们之间建立一些结果链。但这两种操作并不是以相同的方式完成的。非物质性效果从来不是相互关联的原因；相反，它们只是遵循法则的“准原因”，在每一种情况下，这些法则表达身体的相对统一和混合，这才是身体所依赖的真正原因。所以，是以两种互补的方式保存的：作为原因之间的一种关联的命运的内在性，再就是作为结果之联结的事件的外在性。由于这个原因，斯多葛派能够把命运与必然性联系起来。伊壁鸠鲁派开辟了另一种因果关系，也是以自由为基础的。他们保留原因与结果的同质性，但根据原子序列割断了因果链，其各自独立性是由克利纳门（clinamen)来保证的——不再是没有必然性的命运，而是没有命运的因果关系。在每一种情况下，人们都首先割裂因果关系，而不是像亚里士多德和康德那样区别各种因果关系。而这种割裂总是又使我们回到语言，要么回到原因的一种形变，要么回到结果的一种寧命。
身体或事物状态以及结果或非物质性事件的这种新的二元论在哲学上引起了一场巨变。比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一切都属于存在（Being);差异也在存在中呈现，即在作为基本意义的物质和作为偶然事件的与物质相关的其他范畴之间呈现。另一方面，对斯多葛派来说，事物状态、量和质也是和物质一样的存在者（beings)或身体。它们是物质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与构成作为非存在实体的非物质的超存在（extra-Being)形成了对照。因此，最高的条件不是存在（Being),而是某物(Something)(非流体），因为它包含了存在者和非存在者，生存和固有性。此外，斯多葛派也是最早颠倒柏拉图主义的，导致了一次根本性转化。如果身体及其状态、质和量都呈现物质和原因的特点，那么，相反，理念（Idea)的特点就放逐到另一边了，也就是放逐到超存在的死胡同，那里毫无生气和效率，一切都在事物的表面：观念的或非物质的东西不再是别的什么，而只能是“结果”了。
这些结果极其重要。在柏拉图那里，在事物的深处，在大地的深处，正在进行一场模糊的争论，即在从事理念活动的东西与规避理念活动的东西（拷贝与类像）之间进行着。苏格拉底提出的问题与这场争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苏格拉底问道：每件事物都有一个理念吗？甚至头发、污物、泥浆都有理念吗？抑或有些东西总是顽固地规避理念？但在柏拉图那里，这个规避理念的某物从未完全隐藏起来、被驱赶或深深地推人身体的深处，或淹没在大海里。现在万物都回归到表面上来。这是斯多葛派思辨的结果：无限的回归。生成疯狂，生成无限，现在已经不是理直气壮的理由了。它爬上了事物的表层，变成了无感觉的东西。这已不再是类像的问题了，类像逃避理由，到处给予暗示；而是结果的问题，这些结果自行显现，在各自的位置上行动。这些是有原因的结果，但也是声音的、视觉的或语言的“结果”——而且甚至更少或更多，因为它们不再是物质实体了，而恰恰构成了整个理念。规避理念的东西爬上了表面，就是说，到达了非物质性的界限，再现所有可能的理想的事物，后者被剥夺了因果和精神的效果。斯多葛派发现了表层结果。类像不再是潜藏的叛逆者了，而取得了最大的效果（就是说，可能被称为“幻觉”的东西是斯多葛派的术语中所没有的）。隐藏最深的东西变成了最明显的东西。生成的所有旧的悖论现在又有了新的青春活力——形变。
生成无限逐渐成了观念的和非物质的事件，其全部特点就是将来与过去、主动与被动、原因与结果、较多与较少、太多与不足、已经与尚未之间的颠倒。这种可以无限分化的事件总是都在同时进行。它永远既是刚刚发生的，又是即将发生的，但从来不是正在发生的（切得太深和不够深）。本身毫无情感的事件使得主动与被动更易于交换，因为它既不是这个也不是另一个，而是它们共同的结果（切割——被切割）。就因果而言，事件，由于总是作为结果，能更好地发挥总是可以颠倒的准原因或准因果关系的作用（伤和伤疤）。
斯多葛派是悖论的爱好者和发明者。有必要重读狄奥基尼斯•累尔提斯连续数页对克律希普斯的惊人描写。也许斯多葛派以全新的方式运用悖论——既用作分析语言的工具，又用作综合事件的方法。辩证法恰恰是这样一种科学，用命题表达非物质性事件，用命题之间的关系表达事件之间的关联。实际上，辩证法是的艺术（见相互依赖的事件序列或confatalia)。但是，确立界限和超越界限却是语言的任务。因此，语言包括不停地取代术语的引申、使特定序列内关联的颠倒（如太多与不足，少与多）成为可能的那些术语。事件与生成存在于同一个空间，而生成本身与语言同属于一个空间；因此其悖论本质上是“连锁推理”，就是说，一系列问句在生成之后将经历连续的增加和删减。一切都在事物和命题之间的边界上发生。克律希普斯教导说：“如果你说了什么，它就通过了你的嘴唇；所以，如果你说‘战车’，就有一辆战车通过你的嘴唇。”这是悖论的一种用法，唯一相同的东西一方面可见于佛教禅宗，另一方面也见于英语或美语中的蠢话。在前者，最深奥的东西就是直观的东西，而在后者，直观的东西存在于语言之中。悖论是作为深度的消解而出现的，把事件摆在表面上，并在这个表面上利用语言。幽默是表面的艺术，与过去的反讽相对立，反讽是深度和高度的艺术。索菲派和犬儒派已经把幽默当成了对付苏格拉底讽刺的武器，但在斯多葛派那里，幽默找到了辩证法，其辩证的原则，或自然的位置及其纯粹的哲学概念。
刘易士•卡罗尔继承了斯多葛派开创的这种用法，或者说重新拣起了这种用法。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卡罗尔检验了事件、事物和事物状态之间的差异。但是，《艾丽丝奇境历险记》的整个前半部分仍然在大地的深处，在深不见底的井洞里，在相互渗透和共存的身体的混合中，寻找事件和生成无限的秘诀。然而，随着故事的展开，挖井和隐藏便成了从右到左和从左到右的边缘滑行。地下的动物变成次要的了，让位于没有厚度的卡片人物。可以说，已经传播开来的旧的深度变成了广度。生成无限就完全保持在这种颠倒的广度中。“深度”不再是一个补充。只有动物是深度的，也正因为如此它们才不是最崇高的；最崇高的是扃平的动物。事件就仿佛晶体，它们只从边缘或在边缘上生成和发展。这的确是口吃者和左撇子的首要秘诀：不再下沉，而是滑过整个长度，并由于退回到表面的反面而使旧的深度不再存在。你通过滑行来到了另一边，因为那边不过是相反的方向。如果帘子后面没什么可看的，那是因为一切都是可见的，或者一切可能的科学都是沿着帘子发生的。所以，只要跟着它走得够远，够准确，够表面，就能颠倒两边，把右边变成左边，或相反。因此，这不是艾丽丝历险的问题，而是关于艾丽丝的历险：她爬上表面，她不承认虚假的深度，发现一切都在疆界发生。正因如此，卡罗尔才放弃了书的原名：《艾丽丝地下历险记》。
《透过玻璃镜》也是这种情况——甚至更严重。在这部书中，从根本上区别于事物的事件不是发生在深度，而发生在表面，在身体捕捉不到的微弱的无形的薄雾中，缠绕着它们的没有体积的胶片，反映它们形象的镜子，按照规定摆设的棋盘。艾丽丝已经没有能力穿过那些深度了。相反，她释放出非物质的替身。人正是通过跟随疆界，通过绕着表面的边缘，才从身体通向非物质的东西的。保罗·瓦雷里提出一个深刻的观点：最深的东西是皮肤。这是斯多葛派的发现，它以巨大的智慧为前提，并引发出整个伦理来。这是一个小女孩的发现，她在边缘上长大，在边缘上变小——一个变红又变绿的表面。她懂得事件越是跨越整个无深度的延展的表面，就越是影响它们割破和擦伤的身体。后来，成年人挣扎着站起来，然后又跌倒了，跌得太深了，他们什么都不懂了。为什么斯多葛派的这些例子继续给刘易士•卡罗尔以灵感？——树是绿的，手术刀是用来切割的，战争爆发或不爆发。……正是在树的面前，艾丽丝失去了名字。正是在面对一棵树的时候，汉普敦•邓普敦说话时看也不看艾丽丝。朗诵宣布战斗的开始，伤残无处不有。但这些是例子吗？抑或，每一个事件都是这种情况吗？——森林、战斗、受伤——由于发生在表面而越发深刻？越是绕着身体，身体就越没有形体。历史教导我们声音之路没有根基，而在地理学中，只有薄薄的一层土是肥沃的。
重新发现斯多葛的圣人并不是小女孩的特权。实际上，刘易士•卡罗尔真的厌恶男孩。他们太有深度，而且是虚假的深度，虚假的智慧，动物性。《艾丽丝奇境历险记》中的男性婴儿被变成了一头猪。按照一般道理，只有小女孩能理解斯多葛哲学；她们有对事件的感觉，能释放出非物质的替身。但有时候会出现作为口吃者和左撇子的男孩子，于是征服了作为表面之替身或方向的感觉。卡罗尔不喜欢男孩儿并不是因为深刻的情感矛盾，而是由于一种表面的颠倒，一个恰当的卡罗尔概念。在《西尔维和布鲁诺》中，起到发明作用的正是那个小男孩儿，他以各种方式学习，从里到外，从外到里，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但就是没有“深度”。这部重要小说把《艾丽丝奇境历险记》开始的、《透过玻璃镜》继续的那种演变推向了极致。小说第一部分精彩的结局赞颂了东方的光荣，那是一切善的源泉，“所希望的事物的本质，尚未见过的事物的存在。”这里，温度计既不升高也不下降，而是沿长度行走，在边缘行走，衡量的是水平的温度。一台延展的机器甚至能延长歌曲。被呈现为麦比乌斯带的幸运女神的钱包是以错误的方式用手绢缝制的，其外部表面是与内部表面连续展开的：它包容整个世界，使内部的东西展露在外部，反之亦然。在《西尔维和布鲁诺》中，从现实到梦境、从身体到非物质的穿行技术得到了繁殖和完全更新，并接近完美。但仍然要借助带子绕过表面或边缘才能走到另一边。反面和正面之间的连续取代了所有深度层面；表面在同一个事件中作用，并将适用于所有事件，把语言带向了生成，带向了悖论。如卡罗尔在题为“一颗粒子的动力学”的文章中所说，“朴素的肤浅是演讲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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