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写过一篇散文《老王》。她和钱钟书那个年代被打入底层，结识了蹬三轮的老王。老王是个老光棍儿，孤苦无依。感动于钱氏夫妇的善意，常常给他们半价送冰、免费送钱钟书去医院、甚至临死之际还强撑着精神，把舍不得吃的鸡蛋和香油送到杨绛门上。杨绛知道老王想要的是亲人的关怀，却一次次客气地用钱明确他们的关系。后来回忆往事，一阵阵愧疚。
这篇文章使我浑身震动。我既当过杨绛，也当过老王。
几年前有一次去海火锅，服务员小丽很热情，不停嘘寒问暖，添火加水，甚至还问我们住哪儿。我心想来这里吃的大概都是附近的，就说了小区。她很惊喜地说我们宿舍也在那儿，我不知所措地“哦”了一句。买单后，她还送了我们很多擦镜布、皮筋儿一类的小零碎。
我想这也许都因为海火锅众所周知的热情周到。不料回家后收到一条来自她的短信——应该是我办会员时留了手机号。她说她来打工这么久，很少遇到像我们这么对服务员这么好的人。我听了很心酸。我的好不过是客客气气答了你几句话，你却当真了。
我无所适从起来，但应了她我的QQ。其实已经不经常用QQ了。有天偶尔发了条状态：“北郊为什么没有章鱼小丸子？”她很快发消息说附近新开的商场有一家在卖。我说谢啦。第二天她追问我去吃了没，我开始感觉被什么束缚着，忍着厌烦说最近有点忙还没来得及。
没想到下午她叫我去小区南门，只见她手里捧着一盒章鱼小丸子。我跟杨绛一样，坚持要给她钱，她似乎有些恼地拒着跑了。回家跟贱内说了，我们俩全都不安起来。她想要的跟老王一样，是亲人的关怀。她远离家乡来西安打工，无依无靠。经常在QQ对我诉苦，不是想家想孩子了，就是跟男人闹离婚了，或者遇到难缠的顾客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应，除了来来回回的几句安慰，不知道再说什么，能做什么，往往很快撂下一句：“孩子哭了我先下了啊。”后来她终于回了一句：“怎么咱俩一聊天你孩子就哭呢？”
我心里有点怒气，耐着性子搭的台阶你居然拆，便不答话了。后来也不安，想说点什么，但又实在不知说什么。就这样渐渐没了联系。
还是几年前了，我偶然跟一位女博士吃了顿饭，席间获益很大。那时候的我正发力学习，无比仰慕知识，渴望接近学识渊博的人，就像渴望发财的人想要接近马云。
我终于在这种焦灼中失了分寸，饭后又约了女博士。当时她流露出有点忙的意思，我也是豁出去了，硬是忍耻去找她。她带我去整理资料的小教室，招呼我找本书看，然后继续忙自己的。就这样默默无言坐了两个小时。回来的路上，我羞愤难耐，低头看着地上路过的一双双脚，觉得我只配看别人的脚。
……
从云端俯瞰人间山川，会看到山川之间有一条条鸿沟，割裂出每一块土地的孤独。如果我跟另一块地有距离，只是因为中间隔着一条注定的河，想过也过不去。文章中，杨绛流露出对无法逾越的鸿沟和普遍孤独的无可奈何。她自己也明白，就算再愧疚于用钱侮辱了老王的真情，但如果重来一次，她还是给不了他想要的。
不管是老王，小丽，还是当年的我，所有的痛苦都因为不能从容面对孤独。这世界不会有谁能完全理解你，满足你，包括自己都不行。人各有命，有些孤独必须受着。受不了？——好啊，去找人吧，然后灰溜溜地回来。本来只需忍受孤独，但回来之后，既要忍受孤独，还要忍受羞耻。
面对孤独最好的办法是强大自己。人免不了是要独处的，与自己相处是一种重要的能力，能免于无聊，空虚，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因为无聊空虚犯错误。叔本华说：“当独处的时候，一个可怜虫会感受到自己的全部可怜之处，一个具有丰富思想的人只会感觉到自己丰富的思想。”我既不是可怜虫，也没有丰富的思想，但我可以读书，用别人的思想来丰富自己。
如今回忆往事，心中也无风雨也无晴。如果再遇到那位女博士，我们应该会很友好地打个招呼吧。如果是现在收到小丽的短信，我会默默祝她坚强，但不会回复了。
老王
（杨绛）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老王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了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在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胡同口蹬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着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如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象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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