蜿蜒曲折的河槽，从家乡的东山探出头来，朝着西边的黄河奔去。河槽里大大小小的石头，从山上被洪水冲下来，磨去了棱角，变得圆溜溜的，成了烧白灰的材料，整个河槽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石头。靠近河槽的背面，距离不远的地方就会有一个白灰窑。
那里也就成了我们儿时屈指可数的乐园。尤其到了冬天，在它的周围玩耍，总会有暖暖的窑火围绕着我们，不但不会冷，有时候玩的兴起，小朋友们还会脱掉棉袄，穿着一件小背心，甚至还会光着单薄膀子，玩的不亦乐乎。
一方窑，从准备材料开始，到最后把烧好的白灰拉走，总得需要十天半月的。而我们家属区对面河槽边上，总共有三方白灰窑，所以，一冬天都不愁没有地方玩耍，这个窑起白灰了，还有另外的窑燃烧着。烧白灰的人员不够，只能一方窑一方窑的干，我们小伙伴就跟他们打游击，反正不能耽误我们玩耍就行。
在白灰窑玩耍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可以在窑火上烤红薯。那时候生活条件不好，如果能有一个两个红薯烤着吃，那就是过年了。无论多少人，哪怕红薯只有一块，烤好了大家一人吃一口也是十分开心的。可惜，这样开心的日子并没有多少，如果谁能贡献出红薯来，大家就会毫无疑义地推举他当我们的头领，恨不得大家把他当皇上一样，给他跪下，山呼万岁。
如果没有红薯，退而求其次，非土豆莫属。土豆是内蒙特产，到了冬天，家家户户都要储存大白菜和土豆。偶尔从家里偷拿出一两个土豆还是没有危险的，即便被大人们发现，顶多呵斥几句。那时候，大人们对偷拿自家东西还是容忍的，只要不出去跟人打架，或者偷别人家的东西就行，至于祸害自家的粮食，都是采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直到河槽两边有了许多小菜园，有人家开始种红薯了，我们才真正开始了烤红薯的幸福日子。
往往都是这样，最早发现机会的，总是那些老实巴交，平时不怎么“炸刺”的乖孩子。这次也是这样，老实人二胖，平时三脚撅不出一个屁来，这会结结巴巴地告诉我们，靠近公路桥那家菜地里种过红薯，那家是个寡妇，带着两个孩子，收红薯的时候肯定不怎么细心，地里一定有漏网之鱼，如果我们带着家伙，趁着夜黑风高，悄悄去遛一遛，说不定就能逮住“大鱼”。
这个二胖的话太有诱惑力了，对于胆大包天的我们来说，晚上行动再好不过了。说干就干，红薯的诱惑力有多大，小伙伴的劲头就有多大。马上分工，找家伙的找家伙，找手电筒的找手电筒，二胖生怕不带他，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蛇皮袋子。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漆黑的夜里，我们几个小伙伴冒着严寒大风，先从小路绕到了公路桥下，然后才跳进了寡妇家的小菜园。其实，那时候所有小菜园一个人影都没有，都深冬了，菜园里的东西早就收回家了，那么冷，谁闲的没事跑到这荒芜之地来。
忙活了大半夜，收获太可怜了，只有一块半红薯，其他的都是跟鸽子蛋那么大的几块，这还是我们差点把红薯地过了筛子，仔仔细细地找了个遍。
第二天，召集了所有的小伙伴，大家准备共同品尝这胜利果实。不知道谁的嘴不严，这事还是让寡妇知道了。出乎意料的是，她没有去找我们的大人告状，而是让她两个比我们小几岁的儿子，每人抱了两个大红薯，拿到白灰窑让我们烤着吃。
这两个孩子给了我们红薯，准备回家的时候，被我们拦住了，说等一会烤好了让他俩一起跟我们品尝烤红薯。寡妇在家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就跑到白灰窑找她两个儿子。
本来寡妇一肚子气，嫌两个儿子不回家了，准备抓住揍她儿子，到了跟前一看，满肚子的气全消了，站在那里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我们只顾着争抢烤红薯吃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是黑灰，个个成了大花脸。加上窑里冒着的黑烟，都成了小黑人了。还露出洁白的牙齿，咧着嘴在那里笑呐！
从那以后，寡妇的两个儿子成了我们的小跟班。我们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向寡妇保证了，绝对不会欺负她的两个儿子，不但不会欺负，还会在任何地方照顾他们，保护他们。
寡妇含辛茹苦把两个儿子养大，自己也没有再嫁，直到前几年去世，我也赶回去帮着她的两个儿子给她料理后事。想想这一晃就是四十多年，真的是感慨万千，就连寡妇的两个儿子都当了爷爷姥爷。
每次当年的小伙伴聚在一起，只要说起河槽的白灰窑，话题永远都不会少。这个说当年在白灰窑烤红薯，那个说烤土豆，还有的说那时候想在白灰窑烤鸡蛋，去家里的鸡窝里偷鸡蛋，结果鸡蛋没偷着，被大人们一顿柳条鞭子抽，嗷嗷叫着跑到白灰窑，脱掉衣服让大家看他的伤痕。
最快乐的日子，就是童年在白灰窑玩耍的日子。可惜，我曾经去河槽看过一次，过去的白灰窑窑址都没有了，根本找不到白灰窑的痕迹。所有的快乐，只能留在了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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