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何怀宏|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社会学家克莱伯说：“每一回你观察世界的角度有所移动时——无论是多么轻微的移动，你就会看到前此未曾看过的事物。”

一些看似明了真切的现象，无论现实中的还是历史上的，很大程度上，或者熟视无睹，或凭自主观想象，其实未必如此，需要以不同的角度重新的观察，给予重新的思考，赋予重新的解释。

知道何怀宏，因为是《沉思录》的译者，而作者则是罗马皇帝中最具有思想力的那一位，一个名叫奥勒留的人、一个贵为皇帝的智者，在繁忙的事务之中，更多地是持续出巡途中，留下许多关于人生、世界和社会的深刻思考，这本小书因此可以形容为“一个皇帝在马背上的思考”。

何怀宏名所著名为《世袭社会》《选举社会》这两本书，我之所以知晓，则在“天涯”方兴之时。其时，好事者将此书内容陆续贴在了天涯之社区。当年工作的一些闲暇，我完成了对此碎片化的阅读，建构了基于何先生所解读的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大致脉络，也在书中拾了些课上可资引用的生动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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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联想到科举”，相信，这应该是每个高中教师，尤其高中历史教师的职业思维，以及学科思维。高考，当代中国高中教育最为核心、最为具象也最为直接的目标，甚而有点万般皆下品，唯有“高考”高的意味。 科举，作为古代中国选官制度漫长时段的最主要途径，影响深远，作用巨大，但与当代高考相比，在客观上，有一个限定的人群，大概界于“士”之上。也就是说，并不是全社会和所有的家庭都能够有机会参与得到这其中的上升竞争。又或者说，科举支撑的教育体制依然是精英教育。然而，在大众教育成为现实的世界，在高中教育普及化悄然到来的今天，高考所载之重荷，又可想而知。这也就是涉及到了“机会公平”的话题了。

从察举到科举，始于武帝，终于宣统，其政策更张于隋唐盛世。其兴，打通了社会阶层向上流动，即精英分享权力机会的一个新通道，这是一个去野蛮化的文明的通道，相对公开和公平。其没，则阻断了惯性的流动，甚至从一个侧面引发大量中青年知识层的政治转向，继而对清政府用脚投票。 有一种说法，科举的终结，揭开了清亡序幕。

何怀宏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通过这两册著述，集数十年研究关注，呈现给这个领域的，是一种规范的解读，历史地分析了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源流、趋势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变迁。因此本书不失为了解中国选官制度的关键参考书。

此书的第二册《选举社会》，主要讲科举。开宗明义，何先生阐述“选举”概念在东西方语境中完全不同的概念，就好比古代中国所说的“封建”和今天我们教科书观点中的“封建”之不同的天壤之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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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选举’与现在流行的、源于西方的‘选举’，有着实质内容方面根本性的差异。现代的选举，作为民主前提的自由和普遍的形式，是一种公认规则的程序形式，人们据此而从所有人或一些中选择几个人或一个人担任一定职务。” “轴心时代”之后，东西方展现在历史长河中的，似乎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源流，核心要义是围绕“人”及“人的社会”的发展，虽然不能说是完全对立的线索，但很大程度上至少可以说是一种平行线不相交的脉络。一个基督教为内核的文明，一个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明，差异巨大，“选举”之不同，仅此其一也。

“而中国古代的‘选举’则可以说是由统治者自上而下地来选择统治者，或者说是以‘贤’选‘贤’，即还是通过少数来选择少数。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选择。它从理论上虽说也是几乎所有人都不被排斥在外，而实际上却总是只有很少数人参加或被选，甚至只有少数人参加，更少人被和能顺利运作，参与者或被选者不是选他人，而实际是自己被选或自荐，最后或者是通过他人的推荐，或者是通过客观的考试而被选中。选中者自然是一批人，而非一个人，他们亦非成为最高决策者，而只是成为君主制下的官员或者获得任官资格。竞选者所依凭的主要是体现在个人自身的德行、才能、名望、望族，或者文化修养，每次的被选中者也不构成一个统一的集团而仍是一些个别的人，每次选举也不带来国家政策上的改变，而只是为统治阶层输送新血。所以，它总是精英的，从形式到实质都是少数人的一种活动。它的选择标准是受到某种先定的实质内容的限制的，它也不涉及国家和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基础，但它为社会提供了一种稳定的、可以合理预测的期望，对社会资料的分配、社会分层的确立以及个人地位的变迁意义至关重大。”

中国，曾经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一个相对孤立的“世界”。 中国古代的“天下”，最直接的意思是指在天之下的大地，是指“世界”，但当时的“世界”实际上还主要是指中国，因而“天下”自地域而言是中国，自人民而言是百姓，且非贵族的“百姓”，而是“编户齐民”的百姓。因此，易姓改号是“亡国”，人将相食才是“亡天下”。 孟子所谓“五百年一个轮回”的观点以来，中国古代形成了一种历史循环的观念。世界总是周日而复始地重复运转，或五百年一个轮回，或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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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年法也是‘循环历史观’的表征。无论天干地支纪年还是按一个王朝纪年，都是始而复终，终而复始的。一个个逝去的王朝像一个个大圆圈，而一个个接替的皇帝像一个小圆圈，王朝告终或皇帝死去，纪年即重新开始。它们没有如公元纪年法那种以一个年份将历史截然分成两段，又不断指向未来的直线和屡加迭进的性质。而一个人记录自己生命的方法也是循环的，如记以生肖，则十二生肖周而复始，以天干地支纪年亦复如此。一个甲子六十年，差不多正好是古人一生的寿命。或者说，是一个人从懂事（有自我意识）到死亡的大致时段，人在这一生中要碰到数次自己的本命年。”

能否这样形容？古代中国的历史观念，并不是线性向前行进的思维，也并不是持续向上的趋势想象，而是在画圆，一个周而复始的闭合路。 当中国与西方遭遇，突然发现一个与自己在社会形态上全然新异，在实力上又远超过自己的文明时，传统单纯和循环的社会历史观即告破产。中国人相当迅速地接受了一种线性、单向、不可逆转、不断进步的历史观和时间观，形成自己的“五阶段”认识模式。 一位社会学家克莱伯说：“每一回你观察世界的角度有所移动时——无论是多么轻微的移动，你就会看到前此未曾看过的事物。”传统社会的基本格局，自秦汉至晚清基本没有改变。这，也是科举制度存续的另一种客观政治体制基础：

“一是君主集权制。君主处于一个至尊的地位，他虽然也在某种程度上要受天命、祖宗成规乃至某些法律的制约，但基本上来说，他是最高权威寿星，是权力与法律之源。

二是官僚制。在君主之下，运作着一套以文官为中心的官僚制度。

三是社会等级制。社会上始终存在着两大等级：即与君主一起进行统治的士人官员阶层和接受统治的农工商阶层。

四是社会秩序与伦理秩序的融合。我们这里所说的伦理秩序是家庭伦理、亲亲原则，即传统所理解的“伦理”的基本含义。在春秋以前，这种融合也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层面，其中最突出的是封建制，在秦汉之后，这种融合则主要表现在观念和意识的层面以及体现为社基层的宗法制度。”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结构的相对永恒的状态中，察举和科举，在有所损益的变革路上，亦步亦趋地存续了两千年的时间，构成中国古代各种制度源流中独特的一道漫长风景线，一幕悲喜交加的历史长剧，也衍生出一部部有关才子佳人文学佳作。

陈寅恪说：“进士之科虽设于隋代，而其特见尊重，以为全国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实始于唐高宗之代，即武曌专政之时。乃至玄宗，其局势遂成凝定，讫于后代，因而不改。”

宋代科举，已为定制，且在社会上的地位更加重要，已成为当时代们一条主要的上升之阶，尤其是对寒俊，甚至是唯一的出路，虽圣人亦不能免。朱熹也表示，“虽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 科举不仅与做官直接关联，而且也有一连串的社会地位上升的规定或是习惯传统。哪怕参加过一次县试，在官府中就有了姓名，写诉状就可以署名。秀才以上，在堂上就不必跪着回话，他们在法律上有许多百姓羡慕的特权和待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科举功名越高，社会地位就越高，显性和隐性并重。“士乃国之宝，儒为席上珍。”

道格拉斯 雷指出：“机会平等”有两种不同的涵义：一是前途考虑——每个人都有达到一个既定目标的相同可能性；二是手段考虑——每个人都有达到一个既定目标的相同手段。“中国古代是一个等级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是一种等级秩序的思想，但在大、小传统中均不乏对平等的思想主张和暴力诉求。” 科举是一种精英教育背景下的有条件机会公平，而高考则是大众教育前提下的几乎全方位开放的机会公平，都关乎人生上升台阶的关键节点，由此可想而知，科举对于精英之重要，高考对于寻常百姓家的子女人生之重要。

战国时代是一个上升之途非制度化的时代，当然还可以有各种机会让知识分子冒险，甚至不择手段。游士们确实拥有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活动空间。“秦帝国的建立结束了这一切，游士的黄金时代被画上了一个句号。游士们很快就无法再游，必须要么入仕为吏，要么为一介草民，其才能要有大施展，就必须纳入国家的政治制度之内。”

王朝建立之初，总需要大量治国人才，且不能都是军伍之人，刘邦也渐认识到不能以马上治天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这是中国学术史和政治史上最可纪念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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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并非遵循首先实行普遍的‘权利平等’然后再尝试‘状态平等”的进路，历史上的中国人不知‘权利’为何物，虽然他们在很多方面实际地享受着权利，但是并没有给它们一个概括的名称。在政治领域，古代中国人关心的平等权不是普选权，而是古代选举所体现的入仕机会的平等，这种机会的特点在于：第一，它是一种最优的机会，一旦入仕就会带来最大好处、最大得益，不仅获得权力，也获得声望和财富；第二，它越来越成为社会上的一种主要上升机会，虽然还有其他途径出人头地，但那些却是异途，后期只有科举才是正途，对于贫寒者还可以说是唯一的上升之阶；第三，它接近于是单一的制度性机会，这一特点可以从前两个特点推论出来。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虽还有一些其他的机会，但有很大的偶然性，而只有它提供一种稳定的、一贯的希望。‘单一’意味着把社会上人们的主要和最高的价值欲求整合为一个：即仅仅指向官场，‘单一’还意味着古代选举和取人的途径和标准也日趋为一。这样，我们也许可以说，中国古代选举的发展是一种‘单一的最大（政治）机会平等’的发展。”

“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一场高考定乾坤”，正是演绎了高考与科举的延续，也可以知晓，科举于中国古代政治之重要，高考与当代教育体制之重要，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可以相见，其改变之难。而我们知道，今天高考从标准、技术、操作和思维方式的许多层面，正是借鉴了科举的经验和教训，如锁院、糊名、誊录，甚至负面的作弊手段，同时这也更是从民族文化心理上的一种绵延。

“在一个社会里，权力、财富、声望等资源的分配究竟依据何种标准，可以说是影响和制约着这一社会结构的最重要问题，对一个容有大量上下流动的社会尤其是这样。古代选举制度 （包括察举、九品中正制和科举）的发展是如何越来越排除其他因素的介入而一切以考试为定，‘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即一切以考场上的文章来决定录取的，政治权力、财富和家族名望等一切容易承袭的因素被尽量地抑制，个人平时的品行、学殖、文名等一切趋于积累的因素也被淡化，考场硃卷最终构成科举制度的中心一环，成为录取入仕的首要标准。”

【注】何怀宏：《选举社会：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