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杖子中学毕业合影
第五章 命运的转折
一 复学
我生平中有过几次大的转折。但是，只有这一次，我称之为命运的转折。
因为，没有这一次，我肯定一生也不会走出五家子村的。在那里，我是黑五类、没有父母、贫困交加。在这个村子里，我恐怕连老婆都找不到。谁家的姑娘愿意嫁给你这个四邻不靠的穷光蛋受罪呢？
甚或，由于积劳成疾，我早就不在人世了。那些年，我心里曾经不止一次地向老天祷告：我能活到六十岁就行了。因为，在那个年代里，我的父母也只活了五十八九岁，我希望超过父母。按当时的社会处境和内在心里，我似乎仅有这点奢求了。
现在，我已经六十三岁了。除了写自己的回忆录，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所以，尽管生活中有许多事情不尽如人意。但是，正像我的座右铭里说的那样，我是知足的。
所以，这确实是一次我丝毫也没有预料到的命运的转折！
1977年春节过后，也是我刚满18岁的时候，文革已经结束，但是文革的余波还没有停止，我正准备带上自己心爱的小条筐去建山队里继续我的劳动生涯。
突然有一天家里收到了大姐的一封来信，信中说她已经当上了民办教师，并已经同学校联系可以安排我复学到她们那里去读书。得知大姐当上了教师，还可以安排我去上学，家人都非常高兴，哥哥姐姐们都催促我做好准备去大姐家。只有我自己和当年不同意上小学时一样，不同意再上学读书。
过了一段时间，大姐亲自回家来接我，在所有家人的催促下，我只好跟着大姐离开五家子去了宋杖子乡。
临走时，我还担心没有同小队队长打招呼擅自去了外地读书，队长知道以后一定会大发雷霆，严肃处理。同时，看着我自己亲手编织的那对心爱的条筐，心中仍然依依不舍。直到今天，我依然对那对条筐，对那段生活充满着眷恋。
大姐家在凌源县宋杖子乡康官营子村。我在大姐家住了些时日，大约在农历1977年正月之后，我带着大姐给准备的行囊、粮食、还有一个脸盆，同康官村里的几个还不熟悉的男女青年一起坐着拖拉机去了宋杖子中学。
宋杖子中学设有初中部和高中部，高中部招收的是宋杖子全乡的高中学生，全校大概只有我一个外乡人，我被安排插进高一下学期的一个理科斑。学校离大姐家三十华里，我们离家较远的学生都在学校住宿，我每周日乘火车在侯杖子乘降所下车后，再走八里路回大姐家里一次。
在校住宿的学习生活异常艰苦。我们一个宿舍里有十个人左右，睡在一个大火炕上，火炕年久失修，烧炕时总是倒风，弄得满屋尽是煤烟，总担心煤气中毒，又人多攀比，后来就很少烧炕了。
整个宿舍里后来只有我上学时带来的一个脸盆，没有热水，早晨洗脸时，现从井里打回一桶水来，大家轮流洗脸。
食堂的伙食是学生带来粮食入伙，没有菜，吃得千篇一律总是蒸的玉米饼子，这种饼子外表黏糊糊的，里边硬邦邦的，吃到嘴里酸唧唧的，比起自家做的带锅巴的干面子，这种玉米饼子难吃的很。副食只有星期天回家时带来的一瓶子做熟的咸菜，一般三四天就吃没了。住在一起离家较近的杜立新同学还有王学等同学每周中间都要骑自行车回家一趟改善伙食并补充后几天的咸菜。郭学春同学不住宿，他中午带饭到我们宿舍和我们一起吃饭，我则经常蹭他们几个人的油水。
学校里也没有开水，吃完饭后，大家总是从井里打上一桶水来，然后分别趴在水桶上喝水。这场面和我在农村劳动时提水饮驴的场景实在没有什么区别。
后来，由于宿舍改造，我们被安排到学校附近的村民家中住了两个月左右。
中学毕业后，郭学春考入辽河石油学校，毕业分配到辽河油田工作，我去油田看过他一次。杜立新后来做工程预算工作，前些年来过朝阳一次。王学则一直没有联系，他个子很高，字写的很帅。
同班同学中，还有赵秀芳、高凤武、陈志、李国华，我们偶有联系。还记得刘贵金、刘军、王凤英、王永锋、郭鸿儒以及来自康官营子村的几个同学的名字。其他同学，我连名字都想不起来了，但是有一些同学的面容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闲暇的时候，我常常回忆起那段不平静的时光。
那时，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叫王新，她还担任化学课任老师，她讲课声音很大，要求学生很严厉，每节课都会压堂。校长叫张海轩，高高的个子，四方大脸，乌黑浓密的高耸式背头，一副严肃的表情。还有教物理的吴老师，教语文的张老师，教数学的邓老师，教政治的杨老师。后来一位教理化的李德老师，老家竟然是我们王家子村的，但是，在此之前我一点也不晓得这个人。其他老师我连姓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尽管开始不愿意复学，但是，同做其他事情一样，一旦投入其中，我就非常认真。尤其自己深知这次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因此，不管环境怎样艰苦，对我来说都是无所谓的。
由于我的初中课基础并不好，在农村劳动时也没有学习文化知识，这次上高中又被其他学生拉下一个学期的课程。所以，在宋长子中学初期，我的学习相当吃力。那时，我真的是不舍昼夜，争分夺秒，废寝忘食地争夺曾经失去的学习机会。
冬天特别的寒冷，大教室里仅有一个小火炉子取暖，室温很低。也许是班主任有意关照我这个来自外乡的学生，我的座位就在火炉子旁边。尽管如此，手指仍然冻得麻胀，写字的手指总是不听大脑的指挥，但我在精神上还是感受到了少有的温暖。
后来我们几个人被调到了条件较好的四人间宿舍。我每天晚上要学习到九点多钟。记得有一天晚上停电，宿舍里的其他同学都早早就寝了，我点燃早有准备并经常使用的蜡烛，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习计划。静静的夜晚，只剩下窗外北风吹扫落叶和小屋里写字的声音。睡在我旁边的高凤武同学，不时翻身有意识地咳嗽几下，显然是烛光和我写字的声音影响了他的睡眠，他又不好意思直接阻止我。回想起来，现在还是应该对他说声抱歉。
好消息接踵而来，我复学几个月之后，国家就做出了恢复高考的决定。1977年冬天，有许多寒窗学子走进了多年梦寐以求的大学殿堂。
我终于看到我人生旅途的前方绽放出一缕黎明的曙光。我要摆脱与生俱来的困境，考上大学，实现哥哥姐姐没有机会实现的梦想。这个美丽的梦想进一步增加了我努力学习的动力。经过一个学期以后，我的学习成绩逐渐赶了上来并在班级里名列前茅。
这年暑假，我三姐说是1977年7月7日，我领着七岁的外甥女亚光从侯杖子乘降所上火车回五家子老家。直线距离不足百里的路程，火车要走一个大大弓形，经过三个多小时，在金杖子站下车时已经是近中午了。金杖子到五家子还有十里地的路程。我背着不太多的东西，领着亚光走了二里多路赶到山咀子河（渗津河）边时，却发现平时只有二十米宽，踏着早已摆放好的石块就能过去的这个小河流，因为前几天的暴雨，河水已经涨到看不见对岸的边际了。只有对岸山坡上文革时期捣毁的娘娘庙的痕迹依稀可见。
我望着一望无际，夹杂着泥石流从山上裹挟下来的树木枝叶的河水，看见有几个刚下火车的知青，脱去外衣，手拉着手，正试探着渡河的情形，我也想下水试探，可是再看看身边只有一米过高的外甥女，就立刻打消了念头。
这时，我的脑子里快速地寻找山咀子镇附近有没有亲属可以求助，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到一个可以帮忙的人。踌躇多时，我想起了那年母亲在平房子医院住院期间，我从平房子去我的大姑家筹款时，是走桃花池大桥过的这条河。眼下过不了河，镇上也没有熟人，只有绕道桃花池大桥了。
可是，绕道桃花池大桥回家，要走四五十里的路程，领着一个小孩子，路也不熟，什么时候能走到家呢？这时，忽然想到有病的父亲正在海岛营子一户人家里长住治疗，而海岛营子就在这条回家的路上，距离我们有三四十里地的路程。反正近了许多，还可以顺路去看看父亲。于是，我便领着亚光掉头朝向桃花池走去。
桃花池好像是一个中转站。无论从五家子去我的大姑、二姑家，还是从当年母亲住院的平房子医院到大姑家，都要经过这里。这次，绕道回家还要经过这里。
经过桃花池之后，前方的路就完全不清楚了。我领着亚光一边走一边打听。时间久，她走不动了，我就背着她走一会儿，背不动了，就让她再走一会儿。走大路，超小路，穿越青纱帐，走走停停，一直走了半天，天将黑的时候，终于到了海岛营子。
海岛营子是个很大的村子。我只知道父亲在这个村里治疗，并不晓得具体在谁家里。但是，农村不象城里，有点事儿，十里八里的人都知道，何况父亲在这个村里治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打听了几个人，没有太费周折，很快找到了父亲的住处。见到了父亲就算回到家了，家人听了我们的经过，都是庆幸不已。
在宋杖子中学还遇到过两次很不愉快的事情。
在校住宿的学生每顿饭都是一个宿舍派一个人到食堂打饭，打饭的人用食堂里准备的与脸盆一样的盆子，按着预先每人订的数量，打回一盆玉米饼子，回到宿舍再分给大家，饭后再将盆子送回食堂。有一天，食堂少了一个盆子，做饭的孟师傅到各宿舍查找，将我们宿舍唯一的我的脸盆给没收了。他说我的这个脸盆就是食堂丢的饭盆子。
宿舍没有脸盆洗脸是小，我的名誉损失是大。
我据理力争，到食堂取走我的脸盆并藏到了我们曾经住宿过的村民家里，以防孟师傅再来抢走它。后来此事惊动了学校领导，因为我是外乡人，在还没有弄清原委的情况下，校长就放话说如果我不把盆子交回来将考虑取消我的学籍。校长的话让我心惊胆战，寝食难安。后来多亏我的班主任王新老师出面说明原因，又找到我们一起上学来时看见我带着脸盆的同学出面作证，才化解了这次危机，否则我要面对退学还是承认偷盆子的两难选择。
还有一次，有人偷摘了校园里苹果树上的苹果，我同好几个学生被学校管后勤的领导叫去训话审查，好歹这次人多有伴，查了半天，也没有查出个子午卯酉。最后一顿训斥，不了了之。我又被冤枉了一次。
经过一年多的高中学习，1978年6月，我参加了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二次高考。当年本科录取线为302分，我考了307分。可能是因为我的班主任老师教化学 的缘故，我的化学考出了90多分的好成绩。我的这个高考总分达到了沈阳农学院的录取分数线。
由于我的政审没有过关，78年没有被录取。而我的梦想是考入医科大学，将来从事医学工作，做一个治病救人的白衣使者。很遗憾我这次高考成绩没有达到中国医科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因此，没有被沈阳农学院录取，我并没有遗憾。
同学与王新老师合影
二、转入凌源第一高中
按照文革时期的522学制，九年级读完就已经高中毕业了。然而，我们当时又赶上了学制改革，高中由两年改成了三年制，念完十年，高中毕业。而且凌源中学专门招收乡下高中的大学漏子。经过大姐与凌源中学联系，1978年暑假以后，我又幸运地转到凌源一中，继续我的高三学习。先我一个月转入凌中的还有宋杖子中学同班的赵秀芳同学，她后来考入大连医学院，毕业后回到凌源，一直从事医疗工作。
当时凌源中学的教导主任叫白国华，他很爱护学生。我们高三三班的班主任叫田兴，教我们物理，数学科任老师叫张同福，化学老师柴国顺，政治老师赵连政，他们当时都是凌源县最优秀的高中教师。这里的学习条件比宋杖子中学好许多。教室里有暖气，伙食是交钱买饭票，有开水，有简单的菜肴。
然而，这其间我的父母已经双亡，生产队将我当成盲流，扣罚了我的全部口粮，家庭生活困难。在多重压力下，我的学习生活仍然异常艰苦。
刚开学不久，我的伙食费就断线了。家里的钱还没送到。当时，表姐和表姐夫在凌源街里工作，我应该可以向他们张口借钱渡过暂时危机。但是感觉他们租房住，工资不多，经济上很拮据，表姐不当家，我就没张开嘴跟表姐借钱，因为我担心，如果我向表姐借钱的话，这个钱她是借给我还是送给我，会让我的表姐为难。也许我的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那些天，我总到她家去蹭饭。因为没有告诉表姐没有伙食费的事儿，所以，又不好意思天天到她家去吃饭。为了充填饥饿的肚子，有一次，我鼓足勇气张嘴向同坐借饭票，被这位刚入学不久还不太熟悉的同学回绝了。那次，饿了一天肚子的我不断提醒自己：一定要学成自己的本领，凡事万不得已，不要乞求别人。
也就在那段时间里，一次走路时脚掌磨出了血之后，我才发现，自己穿了多年的布鞋的鞋底已经磨漏了。
我们的宿舍像是一个废旧仓库改造的，一个很大的房间里，前后各一排通铺，每排两层，每层住七八个人，一个宿舍有三十多个人。宿舍中间有一个地炉子，冬天也很少有人生炉子，晚上睡觉时，每人有一个热水袋，大家挤在一起，抱团取暖。
我挨着赵春阁同学。后来我们又成了同桌，再后来又成为大学同学，多年以后我们又到了一个单位成为同事，终生挚友。
又经过一年的寒窗苦读。1979年仲夏，我参加了第二次高考。考前哥哥还给我压了一道作文题，作文的内容我并没有在语文考试中用得上，反而用在政治课考试上了，结果政治科考了80多分。 这年的录取线是260分，我的成绩是327分，其中，化学科考试成绩只有60.5分，却在凌源县排名第三。按照老师帮助填报的志愿，我考入了大连工学院，化工系无机化工专业。
由于父母当年疾病缠身的痛苦，农村缺医少药，很多病人不治早亡的现实，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加之自己也一直身体虚弱多病。所以，当年我的理想是学医，将来成为一名救死扶伤为百姓治病的医生。然而，1978年因为分数不够，不能报考中国医科大学；1979年又因为分数超过较多，第一志愿没有报考中国医科大学，而是按照老师的建议填报的重点学校，考入了大连工学院化工专业。这也是后来我在大学里死活也要转专业的原因所在。
多年以后，因为自己当年报高考志愿时没有选医学院为第一志愿，还一直耿耿于怀。
然而，与我初中毕业时的同学们相比，当年他们都考上了所谓的“五七大学，”我只能失望地回生产队参加劳动；而在我即将踏入重点大学校门的时候，他们则开始了生产队的劳动生涯。
呜呼！老天的安排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的命运从此发生了180度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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