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的父亲母亲和哥哥姐姐
父亲白景春，字秀芳，上过四年私塾，身高约1米75，性格耿直、倔强，继承祖父之长，诚信为本，农商有道，足迹踏遍关里关外，一生勤劳，历尽坎坷。大概在一九六一年，因为讨要赊欠的几斤菜籽钱，和工作队领导英继后发生争执，后被定性为投机倒把罪，判三年徒刑，二年半释放。就是那次争执之后，父亲听说要抓他之前出逃去我的大姑家，冬天跑路出了一身汗，赤脚趟过山咀子河时，着凉感冒未能痊愈，患上了气管炎。尤其到了冬天，每天晚上都咳痰不止，平时大都依靠口服氨茶碱缓解症状。农历一九七七年二月初七早晨，快起床时，父亲一阵激烈咳嗽之后，发生脑中风半身不遂，再也没有能够起床。哥哥姐姐为给父亲治病四处求医，在海岛营子一个私人医生家里针灸治疗三个月没有效果，后来回家疗养期间，二姐和三姐悉心护理，尽到了孝心。父亲卧床一年，农历一九七八年正月十九日去世，终年59岁。
父亲在朝阳西大营子服刑期间，正在上初中的大姐领着十岁出头的哥哥带着干粮去探视父亲，因为年龄小第一次出远门，从凌源换乘火车去朝阳时，在大营子站提前下了车，大姐背着东西，领着我的哥哥穿越谷子地，走了几十里的路，好一番周折，第二天才见到了父亲。后来听说大姐给父亲带去的干粮都被同一个监舍的人给偷吃了。那个年代，人们都吃不饱，穿不暖，饥肠辘辘的，也不能怪罪偷吃东西的人了，只是可怜父亲不知怎样熬过了那几年。
要不是那次厄运得了气管炎缠身，父亲应该是长寿的。在我的印象中，不犯病时，父亲的体质是很强壮的。为生计，他好像有一股使不完的劲，起早贪黑总是忙个不停。在冬天农闲时节，他每天天一亮就起床背上粪箕子出去捡一两个小时满满一框粪回来后再吃早饭；到了晚上就开始扒麻（纺绳子用的经济作物），由于拔下来的麻丝很长，为了防止混乱，他总是站在一个凳子上进行他的这项细致的工作，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中间很少坐下来休息；白天则经常到离家八里地远的山咀子集市上赶集，将他那准备好的麻、菜仔等农用生活用品拿到集市上交易。虽然很辛苦，但感觉得到父亲赶集做买卖即有耐心又有门道又快乐着。有一次父亲赶集回来，在炕上一边数钱算账，一边说，今天集市上小茐子好卖，自己从家里带去的卖完后，时间还早，灵机一动，就到集市的一头又买了一梱茐，拿到集市的另头去卖，散集市时也都卖掉了。在那个生活物资匮乏的困难年代，父亲做买卖赚钱是维持一个八口之家日常生活开支的重要来源。到了夏天农忙时节，无论多晚收工，回到家后，父亲都要将锄头或是铁锨等工具上的泥土去除干净，整齐地放在指定的位置。父亲就是这样，无论遇到多少磨难，始终有一股热爱生活积极乐观的心态。他完整地继承了祖父勤劳向上的精神。相比之下，我的手脚都很懒，远不如祖父辈们勤劳，也没有将他们勤劳的精神传给后人，深感惭愧。
父亲平时对我很严厉，我从来不敢反驳他，也不敢在它面前大声说话，自己做什么也尽量躲着他。记得有一年开春时节乍暖还寒的时候，我们几个小孩子在园子里朝阳的墙根底下玩扑克牌，被拿着鞭子中午下工回家的父亲发现，他高高地举起鞭子喝道：“还不回家！”我低下头感觉马上是一顿皮肉之苦。但是，他手中的鞭子这次并没有下落，我等了许久，抬头向墙外看去，看见父亲高大的身影，背手握着鞭子，迈着有力的步伐向家门口走去了。父亲在我心中永远是高大威严的形象。
我的母亲白秀荣，梁东北营子人，平时少言寡语，性格内向；一生信佛吃素，生活节俭。母亲一生中生育十个孩子，五子夭折。土改之后家里生活已经十分拮据，母亲为了养育子女，维持家计，长期省吃俭用使自己的身体透支太多。在我记事时，母亲已是柔弱多病。加之受富农成分连累，她一个柔弱的家庭妇女，在文革时期竟然被打成四类分子，长期忍辱负重，精神上受到了难以复加的伤害。在生活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之下，母亲积重难返，只活了五十八岁，就离开了我们。
母亲去世那年我十六岁。为了解脱精神和生活上的巨大压力，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母亲修行信佛，忌荤吃斋，此世不顺修来世，深信修好积德一定会有福报。一切相信命中注定，凡事从不怨天尤人。
母亲同姐姐们闲聊时经常说，现在的社会多好啊，可不像以前那年代兵荒马乱的。在那个充满红色恐怖、自身受到巨大冲击的年代，母亲对社会、对生活依然充满希望。
母亲和父亲有时也会吵架。父亲脾气倔强，大男子主义，是个无神论者。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父亲和父母亲吵起架来，父亲说是要把母亲印冥纸用的印板给劈了，对于信佛相信神灵的母亲来说，这个木质印板可是她的命根子，但母亲对父亲的态度也无可奈何，只是生气地说：“你劈吧劈吧！”事后，母亲仍然对我们说：“你爸虽然脾气不好，但支撑着这个家庭，没有他是不行的”。
父亲在朝阳西大营子服刑期间，我们家族里一个叫小文的哥哥去探视过父亲一次。母亲经常念叨这件事儿，感觉欠我的小文哥人情，要找机会补上。后来，母亲到底将我家后院墙外面的一棵老榆树给了我的这位小文哥哥。知恩图报，母亲从来都是这样教育孩子们的。
我对母亲的记忆更多是她生病的情形。我从开始记事的时候，就记得母亲经常犯心口痛病（当时家人这样叫）。每次犯病，疼痛的母亲总是低声呻吟。终于有一次发病后，母亲疼痛难耐，呻吟中从口中吐出一条蛔虫来。从此母亲的胸口疼痛病好了，家里人这才明白病根是胆道蛔虫。缺医少药的年代，几毛钱驱虫药，就可以很早打掉的蛔虫竟然上窜到胆囊里，折磨母亲许多年。
由于体质虚弱经常感冒，有一次母亲感冒引起肺炎未治彻底，每到冬季寒冷就患喘息性气管炎。与父亲的气管炎症状不同，父亲的病主要是咳嗽，吃上氨茶碱就可以缓解症状，而母亲一感冒发病总是严重得多。
大概是1975年晚秋时节，母亲的气喘病又患了，由于哮喘严重，先是到五家子当地的诊所住院，诊断是肺气肿，治疗十几天，出院回家呆一段时间后，病情再次加重。当时父亲不在家，二姐去大姐家了，哥哥同我们商量决定送母亲去平房子医院治疗，当时的平房子医院是文革时期支援农村医疗，从沈阳医大二院搬迁来的大医院，距离我们家不足百里。在一个寒冷的早晨，我和哥哥用一个毛驴车拉着病重的母亲去了平房子医院，途中，躺在毛驴车棉被子里的母亲说要上厕所，哥哥扶她下车，并搀扶着去了厕所。我在背后看着母亲弓着身子，走路恍惚的样子，忽然感觉到母亲已经老了，她病得很重。此刻，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母亲平时省吃俭用，和声细语的身影。这一天，我好像长大了，想了很多，想到了自己的责任。
在平房子医院母亲被确诊是肺气肿引发肺心病，需要住院治疗。门诊检查完之后，哥哥身上的钱就不多了，维持不了几天住院费。因此，哥哥派我去几十里外的大西山大姑家筹钱，他自己留下来给母亲办理住院手续。幸好，七、八岁时父亲带我去过大姑家参加过一个表哥的婚礼，还记得去大姑家的大致路径，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出远门。现在只记得在大姑家筹到几十块钱后赶紧返回了医院，在大姑家住下没有等情景都记不清了。哥哥知道我筹到几十元钱回来了，很高兴，说有住院的钱了。然而，那天晚上，母亲看见房间里暖气上一个临床病人的红垫子，不断地用微弱的声音重复说：“那是咱家的垫子，怎么放那儿了？把它拿这儿来。” 这时母亲已经意识模糊，我感觉到母亲的病愈发严重了，我自知护理不好她老人家，这个时候应该让三姐赶紧来，她平时与母亲更亲近。同哥哥商量后，第二天，我返回家里更换三姐去了平房子医院。三姐去医院后没两天就传回了母亲去世的噩耗。那是农历一九七五年冬月廿四日。这年的清明节与母亲的百日是同一天。
三姐走后我自己在家里住的那个晚上，半夜时，外屋地的碗架子里发出叮叮当当碗碟撞击的声响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吓得用棉被子捂上头，蜷着身子好久才又睡着了。迷信的人一定会说这是母亲的魂魄回家了。我是个无神论者，我想那个晚上也许是老鼠在碗架子里寻找食物吧。
母亲在生我大姐之前已经生了四个孩子都夭折了。迷信的人说这是“白虎拦床”。所以，母亲怀上大姐后，有人告诉母亲应该回娘家住上一段时间，临产前再回家里生孩子，这样可以保住生下来的孩子不会夭折。母亲得子心切，言听计从，临产前一段时间一直住在我的姥姥家里，直到感觉要生产了，姥姥家人才让母亲骑着毛驴由白凤岐表哥护送回家，路途走到一半，母亲肚子痛得厉害，那是腊月初三，正是数九寒天的时候，在长岭梁上，母亲生下了我的大姐。家人接到信儿赶来时，母亲已经用衣襟裹着刚落地还粘着清砂粒的大姐走到长岭梁下面了。为了纪念，母亲给大姐取乳名长岭。
大姐学名白桂芝，聪明好学，才貌双全，1965年凌源高中毕业，成绩优异，适逢文革运动开始，受家庭成分影响，未能进入大学深造，遗憾终生。
据说母亲生我的哥哥时生在厕所里，所以给哥哥取乳名叫铁锁，也是锁住不能夭折的意思。同大姐一样，我的几位哥哥姐姐都因为当时家庭富农成分影响，被剥夺了上中学、大学、参军的权力，只能留在农村种田，失去了个人发展的许多机会。与哥哥姐姐相比，我是个幸运儿，赶上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我考上了大学，参加工作进了城市。
然而，老天是公平的，有一得必有一失，有一失必有一得。哥哥姐姐在农村务农，付出多收入少，日子过的艰辛。但是，那些年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相比城市略微宽松，他们都生了两三个孩子，儿女齐全，现在都儿孙满堂，其乐融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我和哥哥姐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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