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古代的美政、善政，“禅让”无疑是人们最乐于称道的典故。
关于“禅让”，并没有多么准确的历史文字记载，确切而言，充其量只是一段远古时代的政治传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开始议论、记载它的时候，时间早已流逝了几千年。对于其真实性、准确性，几千年来人们争论不休，聚讼千年，但迄今仍未尘埃落定。但由于这件事关涉中国实在太大，它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还是了解中国历史进程的一条重要线索。说得更高点，它是我们的一个“元支点”，是我们的精神支柱。
《史记·五帝本纪》载：“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授权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于天下。”先秦的儒家、墨家、纵横家及后世的文人学士对先贤禅让的千古佳话一直津津乐道。
然而，无论传世的还是新发掘的历史文献，有关禅让制的文字均系后世回溯性的描述，缺乏信而可证的直接证据，虽不说是以讹传讹，但至少是道听途说。
那么，禅让是真有其事，还是祖宗忽悠我们？得益于一次盗墓盗出的竹书《竹书纪年》的横空出世，禅让这个美丽谎言的庐山真面目正逐渐被揭开。
西晋时，有人在汲郡盗墓，墓中有大量竹简文献，其中的一种就是《竹书纪年》。《竹书纪年》中的记述有不少地方与经典迥异，但有的却与甲骨文、金文相合，足见其真实性。因此，《竹书纪年》成了第一本揭开传统历史体系谎言的考古文献。但由于其中有太多揭穿传统历史谎言的记载，与传统古代历史体系相悖，所以后世大都坚决否认其真实性，并坚决压制，这也是其很难见其真面目的原由。
《竹书纪年》记载：“以为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既囚尧，偃塞丹朱于此，使不得见。放帝丹朱于丹水……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其中描述正与韩非子所言相吻合：“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由此观之，被前人传得美仑美奂的所谓授贤禅让，当美丽的光环逐渐褪尽，显示的只剩下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流血冲突、权力斗争。
据载，舜，名字叫姚重华。他被启用，主要是他的孝道出名，有一定的社会威望。我们知道，科举时代通过考试获得进身之阶；在科举之前，选拔官员是征辟，即朝廷听说某人有贤名，就下诏调他从政。所以，世上有志“兼善天下”、等待朝廷征辟的人，就在德行上猛下功夫，不是以隐逸山野来彰显自己淡泊名利的高行，就是以事亲至孝来获得孝子的美名，或者以仗义疏财获得一方善人的荣誉称号。
舜可能深谙如此，他在德行和才能上都获得了非比一般的社会声誉，在隐逸、孝行和才能上都下了一番功夫。
首先是在孝道上着力。舜的亲爹叫瞽叟，是个瞎子；而舜的眼睛里有两个瞳仁，这可真是奇怪得很。舜的母亲早死，瞽叟就给舜娶了一房后妈。瞽叟和舜的后妈又生了一个儿子，叫象。在这个重新组成的家庭里，舜的地位最低。象仗着父母都健在，桀骜不驯；后妈理所当然不喜欢舜，十分嚣张；而舜的亲爹瞽叟呢，更绝，可谓六亲不认，竟然日日夜夜想把舜杀掉！
有一次，瞽叟借口谷仓的房顶需要修补，让舜登上房顶，自己和象在下面递湿泥。瞽叟事先偷偷地围着谷仓堆满了干草，这时就纵火烧房。眼看火苗快舔到了脚底板，舜急中生智，挟着两个又大又宽的宽边斗笠，像鸟儿张开了两只翅膀，从高高的谷仓顶上飞了下来，一落地就马不停蹄地逃开了，躲过了一劫。
一计不成，瞽叟又生一计。这次是让舜去挖井，等他挖得够深的时候，瞽叟和象一起往井里填土，想对舜实行活埋战术。没想到舜早有准备，事先在井的侧壁挖通了一条通向外边的暗道。当他感觉到泥土劈头盖脸地倾泻下来时，他赶紧钻进暗道逃跑了，又躲过了一劫。
即使九死一生，舜还是饶恕了父亲和弟弟，待他们像平常一样，这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不过，有一点好理解，那就是其父母兄弟越狠，就越能反衬其孝。
有了孝子美名后，舜就在历山地面上轰轰烈烈地演绎起他的德与能。他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以至他到哪里，老百姓跟到哪里；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舜一到就迎刃而解。总之，他的名字很快就穿越历山，誉泽远近。
舜的名声自然很快传到了尧的耳朵里。尧的年龄这时已经很大了，该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了。尧的儿子丹朱顽劣，尧不想把大权交到他手里，于是长老们就推荐了舜。出于慎重起见，尧对舜的道德品质进行了考核。考核的方式很奇特，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舜，又派自己的九个儿子去给舜当助手，就像安排卧底一般。
很快，“干部”考察合格，就把舜召到了身边重用，并很快得到尧的欢心。帝尧末年，灾害频仍，“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共工、鲧、欢兜等一干名臣此时都在为尧共事，这些人都是舜的前辈，舜想有所为，不能越过他们，但他们都没有舜的一个有利条件——舜是尧的女婿，是帝尧在丹朱之外最信得过的人。也许就是因为这份相信，尧晚年不问部落之事，沉迷修道，对舜的奏请一概是“圈阅同意”。在舜用事二十年之后，整个部落早已物是人非，昔日英华未经秋而凋落，舜之羽翼已成。政出于舜而不在尧，尧大权旁落后终被边缘化，太子丹朱也被另处囚禁。
尧此时后悔莫及，曾试图挽回局面，但为时已晚，最后含恨而死。尧死之后，老奸巨猾的舜并没有马上取代尧，他只是“摄政”，让尧的儿子丹朱掌管部落大事，但是这个丝毫没有党羽和人马的傀儡部落首领注定做不了多久，舜于是也上演了一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好戏：
“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意思是舜想要从摄政的位置上退下来，但是那些长老们只拜舜而不拜丹朱，舜便假惺惺地谦让曰：“这是天意呀！”于是才正式坐上首领位置。
舜帝掌权之后自然需要重新洗牌，其中就杀掉了鲧，但大水依然泛滥，必须治理，舜没办法，只好请出听说治水有一手的鲧的儿子大禹来治水。好在大禹不负众望，估计也是慑于舜的淫威，所以不敢有半点懈怠，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似乎就说明了这点。
由于治水有功，大禹在治水过程中便逐渐树立了个人的威信，也逐渐掌握了不少权力，笼络了部下，培植了党羽，并最终掌握了部落大权。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在此又简单地重复了一下。禹受舜禅，也照搬舜当年版本：“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
不过，大禹不像舜当年那么做作，没有说什么天命不天命的，虽然也是“辞辟”了一番，但那也是程序的需要；虽然也是逼退了帝舜，强行当上首领，但与舜全靠沽卖孝名来获取政治资本相比，他毕竟建立了惠泽苍生的不世奇功。掌管天下，也算实至名归，人心所向。
大禹自然要报杀父之仇，就把舜帝流放到南方苍梧那个无人之境，与野兽共存，舜帝的妻子娥皇、女英悲戚伤感，泣血而亡，成为湘妃，舜帝自然也终老于此。
从这些来看，中国历史上为人所称道的所谓“禅让”原来根本就是充满了暴力和残酷的，禅让制根本就不是什么原始部落的民主制度，美好的上古时代并不是某些史书上所描述的那么淳朴，其中不乏尔虞我诈、龌龊不堪。
从舜、禹受禅的被历史神化，我们似乎可以明白什么是政治神话，明白为什么谎言被一再重复后，就成了绝对真理和不可颠覆的神话。
但是，“禅让制”却一直被孔夫子称颂不已，成为其“托古改制”原始依据。直到今天，还是正统历史观的宠儿，并堂而皇之地写进了历史教科书。
禅让在儒家的字典里代表着上古圣贤政治，在卫道士一厢情愿的梦想中，禅让在儒家伦理道德治国体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它是儒家道统战胜政统的标志，是以礼以仁治国的典范。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执掌政权的领袖同时也应该是道德的完人。这就是所谓的圣人治国、以德治国的基础。按照这个逻辑，尧舜禹汤都是圣人治国的标志性人物，必须把其打造成贤德之人，否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身尚且如此，何以教化别人？
于是，根据儒家理论需要，也为了宣传上古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并与今世的“礼崩乐坏”相比较，孔子不惜篡改古史，搞什么“一字褒贬”、“为尊者讳”等，这样，后世史学家不断沿袭此类说法，历史的真相也就被这些史学家修改得面目全非。
自孔子始，历代儒家领袖都在为恢复上古圣贤政治而努力。不过，他们不再奢望圣人能执掌政权，他们只是希望执掌政权的领袖能成为圣人。但众多儒家士子永远也不知道，恐怕也永远不想知道，这个上古政治春梦，真的存在过吗？它也许只是孔子夜梦周公后的模糊记忆，也许正是人们对那个崇尚暴力、充斥权谋、争权夺利的血腥现实激起的浪漫遐想与温情呼唤。如果只是因为这一点美丽的残梦，而用数千年的光阴来反复试验，那代价就太大了。
其实，据史书记载，从黄帝时期开始，那时的各部落早就是世袭制了。如黄帝的正妃嫘祖为黄帝生了两个儿子，长子玄嚣和次子昌意。黄帝死后，传位于昌意的儿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帝颛顼死后，皇位又传回给了嫡长子玄嚣的孙子高辛，是为帝喾。帝喾死后，长子帝挚继位，在位九年，因为政绩微弱，诸侯拥立帝挚同父异母的弟弟尧继位，将前任首领帝挚放逐，名义上却是帝挚“禅让”帝尧。这是有史可稽的第一次“禅让”，同时也是有史可稽的第一次“政变”，但是因为史料匮乏，无法勾勒出其详尽面目。不过，由此可知，这一时期各部落普遍已实行世袭制了。那么，舜的部落自然也不可能例外。
所以说，所谓的禅让，不过是一曲有目的的闹剧，既忽悠了炎黄子孙，又忽悠了整个历史。不过，也不能责怪那些先贤圣哲，你们说是“禅让”也罢，说成“篡夺”也罢，不是他们的初衷，都是后人惹的祸。在他们眼里，充其量就是争夺部落首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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