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我四十多年的生命故事

伴随我四十多年的生命故事

最近追剧，看了一部老片子《户口》，让我想起来四十多年前，和户口有关的苦难生活。

那个时候没有户口，出门要去公社开证明，作用如同今天的身份证，没有证明，出门就是黑人黑户，就像今天的盗窃。

我出生在秦岭山脚，一个多山地区，能够播种粮食的土地极少。土地没有责任制，靠劳动力挣工分，大锅饭分粮食的年代，如果家里人多，劳动力少，就很可能分的粮食不够吃。

我的母亲那时候很年轻，长得微胖圆润，头发很厚，又黑又亮的。父亲是一名教师，瘦瘦高高的，身体好又能吃苦。常常也能回家代替母亲当劳力。我们姐弟四个孩子当时都还小。我们家，有稳定的经济收入，能够吃饱穿暖，比起其他家庭，我们家很幸福。

可是有一天，父亲受国家政策影响，下放成农民，母亲挣不了多少工分，父亲就是家里最主要的劳动力。父亲说，只要一家人能在一起就好。

可是，有一天家里来了很多人，凶神恶煞般的，带走了父亲，全家乱成一团，母亲哭肿了眼睛，我，哥哥和两个姐姐，都懵懵懂懂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伴随我四十多年的生命故事

父亲走了，我们娘五个，成了反革命家属，劳改犯家属。家里的顶梁柱倒了。

没过多久，家里囤的粮食吃完了，眼看着吃了上顿没下顿。母亲的头发似乎白了一小半。

为了多分点粮食，母亲拼了命的干活，农业学大寨，冬天修水利，河里结了厚厚的冰，母亲早早起来，把我和哥哥姐姐睡的炕烧热，顺便拿几个拳头大小的石头烧热，用破旧的毛巾包着，暖和暖和。

为了能够活下来，我还没到上学的年龄，大姐和哥哥，一个四年级一个三年级，母亲干活回家吃饭，哨子一响，马上就得走。为了一回到家能吃上饭，只好让二姐，应该是七八岁吧，带着我砍柴，喂猪做饭。

有几次晚上，母亲出去了，我们都不知她去了哪里，后来发现，她到离家不远的竹园里，哭去了。好多次，天很黑了，母亲还没回来，大姐带着我们，站在竹园外，悄悄的看着母亲哭，哭够了，停一会，她带着我们快步回家，不让母亲发现。

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母亲辛苦了大半年，分粮食的一天，是母亲最大的心愿，最美的期盼。

那一天，早上是阴天，看着母亲高兴，我和哥哥姐姐都很兴奋，看着金子一般的玉米粒，马上就可以背回家，吃一顿稠一点的玉米饭了。想着心里就美滋滋的。

当时的队长权利很大，家家的粮食，都是负责任的队长亲自过秤。我们家的玉米，还没分到呢，就下起了大雨，轮到我们家时，母亲给队上干活去了，让我和姐姐早早的拿着袋子去等着。

队长把我们家的称完，我和两个姐姐正要去装，队长将我们家的玉米，倒在了大雨中，一堆黄灿灿的玉米，被雨水冲了个精光。我们活命的口粮，只是看了一眼，就没影了。

母亲看着我们手里的空口袋，几乎快崩溃了，使出浑身的力气，发疯似的质问队长，理由是，我们是反革命，劳改犯家属，不配有饭吃。这意味着，我们将会很长时间没饭吃了。

晚上听到母亲轻轻哭着的声音，早上发现，母亲的白发又多了。

队上家家的粮食都不多，能接济的都接济我们了，有的人也怕受到连累，不敢和我们家来往。晚上我们娘五个，蜷在炕上时，都不敢说饿，母亲总是说，过完年就好了，天暖和就好了。我们就这样数着日子，从秋天到来年的春天，青黄不接，是那样的漫长，那样的难熬。

天慢慢暖和了，母亲又拼命挣工分半年了，小麦快成熟了，队长明确告诉母亲，没有我们家的粮食，贫下中农都不够吃，没有反革命家属的。

父亲写信，怕我们四个孩子会饿死，让母亲把我们四个孩子都送人，母亲舍不得。母亲的头发，还是很浓密，只是在一天天变白。

伴随我四十多年的生命故事

为了让我们兄妹不至于饿死，在父亲一位朋友的鼓励，暗地帮助下，母亲决定带我们离开家乡。

出门的证明，肯定是开不来的，黑人黑户就那样吧，为了活下去，顾不了。逃到有饭吃的地方，为了不被队长发现，天不亮我们就 “潜逃”了，母亲背着一些衣物，二姐抱着两只鸡，哥哥背着铺盖卷，大姐背着我，到县城天亮了，母亲把鸡卖了。

母亲怕队长会追到车站，没敢当天就走，在父亲的一个朋友，孙伯伯家躲了一天。第二天早上，在孙伯伯和伯母的资助下，买了车票。母亲带着我们，带着我们的大包小包，带着孙伯母准备的干粮，逃跑了，去找一个能够让我们活下去的地方。

第一次坐汽车，来到省城，警察发现街上不是本地人，就会查问，母亲怕我们被送回去，只好往农村去。

看到一望无际的麦地，虽然不属于我们，但心里那份欢喜，真的不亚于今天中了千万大奖的那种激动和兴奋。这些麦子，让母亲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她的孩子们不会饿死。

到一个举目无亲，没有遮风避雨的陌生地方，吃了早饭不知午饭在哪里。无奈之下，从前要强的母亲，带着我们开始乞讨，大多人家都是给一个馒头，挨家挨户的乞讨，能要到的时候，把多余的馒头掰开晒干，在要不到的时候，乞讨开水泡着吃，有时候母亲会满足我的馋嘴，给开水泡馒头里放几粒糖精，甜甜的，开水泡馒头，放了糖精的开水泡馒头，是世界上最香最甜的美味。

时间一长，嘴又馋了。至今记得很清楚的一次，我哭闹着，不吃糖精水泡馒头，要吃饭，要吃有盐味的饭。母亲抱着我说，再等等，父亲回来就什么都有了。

乞讨的那些日子，我们在人家打麦子，没有门的仓库里过夜，有时候找不到那样的空着的仓库，母亲给好人家说好话，就在人家的屋檐下，铺开自己背的被褥过夜。有时候半夜会下雨。好多次半夜，突然被大雨的刷刷声惊醒，看到母亲给我们掖掖被子，自己坐在被子的角落默默流泪。

第二天，太阳出来，发现母亲的白发又多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很久很久，天气冷了，母亲怕这样下去，一是我们冻着了，二是耽误我们上学。要赶紧找地方落脚，跑了不知道多少个大队小队，终于在户口查的不严的地方，母亲给队长说了一火车好话，正好收割季节也已经完了，队上的仓库空下来了，让我们住下了。

那里虽然不属于我们，但那里的人，家家粮食充足，看母亲带着我们可怜，让母亲和大姐给队上干活，也分给我们粮食。

母亲苦苦哀求队长，说她和大姐给队上劳动，让我们三个上学。每人八毛钱学费，交不起，母亲给校长说好话，先欠着，直到一个学期读快完了，才交上学费。

那里的人，大部分个子很矮，膝盖处呈大约120度的拐弯，走路两条腿之间呈方形。手又粗又短，母亲说那可能是当地水质的问题。吃水困难，看着是井，可经常是干的，到冬季，就没水吃，盼着下雪，融雪水吃。但就是这样，比起饿死还要好得多。穿的衣服，是自己种的棉花，母亲和大姐学纺线，也学当地人的技术，织成布，染上颜色，不敢洗，一洗就掉色了。

一年下来，哥哥的手指逐渐变粗了，母亲说我们要快跟当地人一样了，得重新找落脚点。可是，一个走到哪里都要户口的年代，没有户口，我们就是黑人黑户，是要严打的。后来才知道，正如母亲所说，那是水土原因，当地好多人都是大骨节病。不过，为了我们五个人，都能够活下去，在家乡贫瘠的山区等死，大骨节就大骨节吧。

四十多岁的母亲，头发全白了，白毛女一样的，没有了一丝丝黑发。

母亲数着父亲回来的日子，母亲说，我们家离希望越来越近了。

母亲带着我们，与饥饿抗争了四年;与没有户口不能出门，这样的政策躲避了四年;与流着眼泪数着日子，苦熬了四年。终于，在一个美好的收割季节，父亲找到了我们。

我们一家六人，总算团聚了。一个家庭的顶梁柱，顶天立地的顶梁柱，回来了，回来了。

父亲说他出来之前，国家已经明确发文，文化大革命，很多人属于冤假错案，他的也是。他要去上访，他所受到的那些指控和屈辱，国家会给他平反，一定会还他清白的。

母亲和我们姐弟们，都支持父亲申请平反，盼着父亲有洗冤的一天。只是母亲的白发，再也不能变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