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出生的那天下午，姑姑在河边洗手，看到成群结队的蝌蚪，在水中拥挤着。那年大旱，蝌蚪比水还多。这景象让姑姑联想到，这么多蝌蚪，最终能成为青蛙的，不过万分之一，大部分蝌蚪将成为淤泥。这与男人的精子多么相似，成群结队的精子，能与卵子结合成为婴儿的，恐怕只有千万分之一。当时姑姑就想到，蝌蚪与人类的生育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
莫言说过，“作家还是要勇于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他的《蛙》便以一反以往作品的朴素平实语言加上精巧的构思对生命——这一人类最天然、最纯真的词语进行了在后天制度体系下的思考与揭露。显而易见，小说中的“蛙”代表着“娃”，并且更深层次的隐喻着生命。
她（小狮子，文中“我”的第二任妻子）向背诵似的地说：为什么“蛙”与“娃”同音？为什么婴儿刚出母腹时哭声与蛙的叫声十分相似？为什么我们东北乡的泥娃娃塑像中，有许多怀抱着一直蛙？为什么人类的始祖叫女娲？“娲”与“蛙”同音，这说明人类的始祖是一只大母蛙，这说明人类就是由蛙进化而来，那种人由猿进化而来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
人们对于生命最质朴的追求本无可厚非，但是当人口数量的激增，深刻影响到国家社会资源，而国家又不得不做出调控时，激烈的矛盾便要对徘徊在“生与不生”路上和能影响“生与不生”的当事人的灵魂进行最深刻的考量。接受考量的人无力也没有必要同国家强制力对抗，会在社会的压力下做出“自保性”的行为，但是随着时过境迁，社会进一步发展，这些“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在之后的漫漫人生路上都对当初的行为进行了自觉、不自觉的自我剖析和反思。
姑姑（万心）——诞生与毁灭的矛盾
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姑姑在高密东北乡的地位更像是一个救世主，受到村里人的敬重和崇拜。
作者毫不吝啬地给予她最多的笔墨，让姑姑的传奇一生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跌宕起伏。
姑姑的出身根正苗红，她的父亲（“我”的大爷爷）是革命烈士，姑姑和母亲、奶奶也有被日军抓去，“闯荡”平度城的经历。这样的出生在那个年代备受敬仰，她用自己的真实行动使东北乡的乡亲们信服，也彻底使不懂科学的农村产婆失去了市场，她一生接生过两万名婴儿的手，让她成为了象征“生育”、“多子”的高密东北乡“母神”。
姑姑的出身也无形之中奠定了姑姑刚强得甚至有点不近乎人情的性格，再加上初恋王小倜叛逃的打击，几乎影响了姑姑一生。她对自己的职业，对党和国家充满着无限的信仰与感激，是党的一名忠诚卫士，是国家政策的坚定执行者。在后来计划生育实行之后，姑姑以超强的责任心同一切超生者进行斗争，甚至不惜大义“灭”亲，间接地导致了自己亲侄媳妇王仁美（“我”的第一任妻子）的死亡。
“责任心强到了这个地步，你说她还是个人吗？成了神了，成了魔啦！”
也许正是王仁美的死亡让姑姑开始反思，为何这双曾经带来无数新生儿的手现在竟然开始陆续毁灭新生、带走人命。
“我这辈子，吃亏就是太听话了，太革命了，太忠心了，太认真了。”
同样也是这双沾满了血手，“一种是芳香的，一种是腥臭的”。这双为许许多多超生女性做了强制性人流的手，使她晚年陷入沉痛的反思中，逐渐变得神经、焦虑，几乎面临崩溃。
姑姑显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弱点和在时代背景下个人的无力，她开始试着救赎：
姑姑闭着眼睛，对同样闭着眼睛、手握一团泥巴的郝大手讲述：这个娃娃，姓关名小熊，他的爹身高一米七九，长方脸，宽下巴，单眼皮······
作者用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将姑姑和郝大手月光下创作泥娃娃的过程近乎神化。
但是通过这种方法归根到底是不能减少罪恶感的，毕竟再活灵活现的泥娃娃也不可能变成鲜活的生命。所以当“我”看到这个面目清新的泥娃娃时，竟感到一种难以言传的悲凉。
当社会经济发展到更高一阶段，故事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后，在金钱的利诱下，超生罚款在一掷千金的富豪们看来简直微不足道；地下非法代孕与性交易缱绻交织，代孕者想以身体换得金钱，利益往往又无法得到保障。
此时的姑姑又在经受着道德的拷问，她是知道万小跑的儿子是他和陈眉的，但是她心甘情愿为小狮子做了伪证，曾经的她无比坚定地贯彻国家政策，现在却要干这样“违法”的事。在生命陨落的惨痛中，被震荡的心灵会开始生命求索，对生命最原始的渴求、生命自觉超过了后天人类社会任何道德枷锁、社会评判。姑姑默认地把这个孩子“合法”地带到世上，期待着这个仿佛可以替代当年王仁美腹中之子的孩子可以减轻自己的些许罪恶感。
“我”（万足/万小跑/蝌蚪）——在道德的逼问中选择了“延续”生命
因为“我”军队干部的特殊地位，所以不仅要完成公民所应承担的义务，还要模范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对“我”的考验很快到来，妻子王仁美背着自己怀上了二胎，当我接到单位的通知后，很快就清楚了下一步的做法是什么。不可否认让妻子引流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的做法，但是更不可否认的是，“我”也承认，如果想保住党籍、职务，就只能这样做，何况后来，“我”因为此事调职进京，成了两条生命牺牲背后的利益既得者。
这样矛盾的地方其实文中比比皆是，比如这些因超生间接导致死亡的耿秀莲、王仁美、王胆，如果说他们坚决要选择超生是出于对生命的崇敬与自觉，反倒没有说是“重男轻女”、“传宗接代”观念根深蒂固来的让人可信。
说到底，小说要展示的是这群知识分子对生命的反思。“我”其实一直在反思，从构成小说的五封信开头的地方，剧作家蝌蚪向衫谷义人的忏悔，从他为姑姑创作的话剧都可以看出。
当“我”发现小狮子找到袁腮的代孕公司进行非法代孕，而代孕者是因火灾面目全非的陈眉时，首先想到的是用尽一切办法停止这场近乎乱伦的代孕。
而这个替我孕子的毁容姑娘，不是别人，正是我的老同学陈鼻的女儿陈眉。她的子宫里，正在孕育着我的婴儿。
但是“我”的想法在周围人的不断暗示下开始逐渐动摇，终于，当“我”被张拳的外孙，一个凶狠的小男孩刺伤、追逐，直至命悬一线时，万小跑终于想清楚了：
上午我还千方百计地想要扼杀这个婴儿，但现在，我的想法已经非常明确：我要这个孩子！我迫切地需要这个孩子！
“我”已经发现了自己，或说人类会不断变老衰落的事实，他期待有一个新生命降临，并不断成长、壮大，这是一个物种要求生命延续的最自然的欲求。
我感受到了人类世界最庄严的感情，那就是对生命的热爱，与此相比较，别的爱都是庸俗的、低级的。
当然，《蛙》作为一部描写近代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农村生育史的长篇小说，所反映的社会万象远不止生育这单单一方面，在一幕幕生育所引发的悲剧背后，作者还用自己的笔“无情地”暴露着许许多多众生相与社会问题：没有节操，屈打成招的高级干部杨林；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后有钱就可以将生育商品化的代孕组织；包二奶、养小三；张拳外孙小小年纪对弱势群体的欺凌等等，无不让人咬牙切齿感到心痛。
面对“生命”这一宏大的命题，所要对自己进行剖析反思的远不仅仅是姑姑、万足、小狮子等人，只是这一群知识分子的痛悟和救赎应该要比其他群体来的更自觉、更彻底。作者在五封信后附上了以小说中人物为原型创作的话剧，姑姑在最后自杀未遂，她懂得了一个有罪的人没有权利去死，反而必须活着，经受折磨、煎熬。满怀悲壮的情结也许是作者想要留给所有读者的提醒，提醒读者去追思生命之远，提醒读者去善待生命之贵，对生命虔而敬之。
蛙、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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