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了一篇关于傅高义教授的文章,是他的中国学生任意为怀念导师而写的。2020年12月20日,傅高义教授因病在美国麻省去世,享年90岁。
通过这篇文章,第一次接触到傅高义教授,深深为他的学术成就和人格而折服。
看到傅高义这个十分中国化的名字,我以为他是一个华裔的美国人。“高义”这个词,在中国文化里是对人很高的评价,比如成语“高义薄云”就是指高尚的品德或崇高的正义感。
实际上,傅高义是个犹太裔美国人,在学术圈外,大部分人知道傅高义可能是因为他的两本学术畅销著作,《邓小平时代》和《日本第一》,这两本书的销量都在百万级。只是我孤陋寡闻,都没看过。他的中国名字,是和中国的朋友商量后起的,大家都称他中国通。
傅高义是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汉学研究学者,是东亚问题的专家。他精通中文和日文,对中国和日本都有深刻的研究。其实,在美国学者当中,研究日本或者是研究中国的顶级学者,都有不少。但像傅高义教授这样,同时精通中国问题和日本问题的学者,那真是屈指可数。
就拿《日本第一》这本书来说,一经出版就成为政府与工商业界的畅销书,它不但帮助美国人更加了解日本,拉近了美国与日本的距离,而且还帮助日本人更加了解自己——因为这个日本故事,是美国人所提供的“第三方”视角。美国人从另一个文化的角度,可以看到一些日本人自己看不到的东西。
一个犹太裔美国人,为什么对东亚,对中国能理解那么深,这是由傅高义的治学方法和特点决定的。
一是傅高义教授对西方没有理想化。这一点让他能对东方模式保持开放的好奇心,甚至是带着敬畏的心态去做研究。
在他的作品当中,很多人还能感受到另一点,那就是他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带有强烈的共情。开放和共情的使傅高义有了更客观的视角。
傅高义学术研究,摈弃了意识形态标签和偏见。在他眼中,中国是一个有自己历史传统、有自己特殊的价值观与社会组织方式的文明古国。他认为中国再崛起的故事,是一个古老文明重新步入国际舞台的故事,是一个东亚的故事,而不是一个二十世纪初自欧洲大陆蔓延开来的左翼红色政治的新的代理人的故事。他认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标签是短暂的,是偶然的,是流动的。但是国家、社会和文明却一直存在。”
任意的回忆文章,重点回顾了导师的崇高品质:治学勤奋、生活简朴、乐于助人、谦虚谨慎。这些特质,怎么看都像东方传统文化塑造出来的优秀品质。
得到的邵恒看了这篇文章,感慨地说,他心中的学者,就是傅高义这样的人。
读了这篇文章后,我马上下载了《邓小平时代》这部书,我要看看这个外国老头,是怎么理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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