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器》是一部日本老电影，是在日本战后经济飞速发展时期拍摄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力作，反映了阶层固化带来的社会矛盾论冲突，以及随之带来的人性的扭曲和释放。作品饱含作家对当时日本社会深深的焦虑、反思和愤怒，洋溢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
《砂器》海报
《砂器》在中国的上映，与始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开放大潮密切相关。1978年10月，邓小平同志对日本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成为首位访问日本的中国国家领导人。访日期间，邓小平参观了新日铁、松下、日产等公司，乘坐新干线列车从东京到京都，在日本亲身体验了“现代化”，从而更加坚定了中国加快实现现代化的决心。
邓小平同志体验新干线
此后，中日关系进入一段相当长的蜜月期，政府间的日元贷款及民间投资涌入中国，日资和港台投资一道，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主要的外资来源，再加上引进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大大促进了80年代的经济腾飞。除经济层面外，这一时期，中日双方的文化交流也非常活跃，先后引进一批在当时脍炙人口的经典日本电影，这些电影迅速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和《大众电影》杂志的封面，更有高仓健、山口百惠等日本演员掀起一波波社会现象级热潮，而《砂器》，就是较早登陆中国影院的一部电影。
《砂器》由野村芳太郎执导，根据日本作家松本清张的小说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来自最底层的青年，通过奋斗成功上升为成功人士，但在社会大背景下的心态扭曲，最终酿成一出人间悲剧。这类文学作品和角色历来不少，近的如同样的战后日本电影《人证》中的八杉恭子，远的如法国司汤达的名作《红与黑》中的于连，都是令人扼腕的“加害者”。
《砂器》描述的时代场景，是二战期间至战后六十年代。二战期间，石川县贫民本浦千代吉因患上麻风病，遭妻子抛弃，独自抚养幼儿本浦秀夫。40年代的日本，处于战争期间，本就民生凋敝，再加上父亲千代吉又是麻风病人，劳作能力有限，父子俩生计艰难，只好离家外出乞讨。乞讨中一路饥寒交迫，受尽白眼，尝尽苦难，流浪到岛根县时，父亲千代吉已病入膏肓，无力再走下去了，这时，他们碰见了好心的警察三木谦一。
本浦千代吉父子流浪途中
被三木警官收留
三木谦一收留了两人，按照卫生要求，把千代吉送往国立疗养院，收养了千代吉的儿子秀夫。但时间不久，思念父亲和习惯流浪的秀夫从三木家出走，后来到了大阪，成为和贺自行车修理铺的小伙计。在1945年3月14日的美军大轰炸中，修车铺老板和贺全家全部被炸死，当地的户籍资料也尽数焚毁，在战后重建户籍时，秀夫伪造户籍改名“和贺英良”，伪装成和贺夫妻幸存的儿子，自此经历洗白，成为一个大阪人。
在战后的和平岁月中，秀夫经过勤学苦读考入东京大学，成为了崭露头角的年轻音乐家，并赢得前大藏大臣（财政部长）田所重喜之女田所佐知子的芳心。田所重喜做了秀夫的赞助人，并有意把女儿许配给他。
前大藏大臣田所
此时，距离秀夫离开三木家已过去20年，双方没有任何联系，秀夫也再没见过病重的父亲。
就在秀夫星途无限，着手创作重量级钢琴协奏曲《宿命》的当口，已退休的三木谦一出游途中，偶然从影院张贴的照片上认出了这个名叫和贺英良的年轻音乐家就是当年的儿子秀夫。于是三木转道东京找到秀夫，力劝秀夫去看望已届风烛残年，仍然住在疗养院的父亲千代吉。但顾及自身地位的秀夫，不愿因暴露低贱背景而丧失晋级上流社会的机会，为永远埋葬这段不堪的历史，残忍地杀死曾经是自己和父亲恩人的三木。
随着钢琴协奏曲《宿命》的震撼上映，东京警视厅的侦破工作也终于水落石出。
这部影片震撼力、张力十足，并不简单是一件刑事案件的侦破，而是反映了时代大背景下的社会与个人发展中的扭曲与挣扎。毫无疑问，秀夫是一个残忍的罪犯，为一己之私利，杀死恩人，拒绝见生父，要将过往一切抹去。但同时，秀夫又是时代的受害者，自身的苦难经历，和现实社会的运行规则，促成了他扭曲性格的形成，推着他完成了违背人伦的一击。但内心的激荡始终不曾停歇，这种挣扎，最终物化为钢琴协奏曲《宿命》，在音乐中，秀夫回顾苦难的生涯，控诉社会的不公，与父亲在音乐中神交。
本浦千代吉父子流浪途中
虽然现在的日本是一个科技、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日本制造是全球高质量的代名词，日本人在海外被誉为“模范国民”，但往前推100+年前，日本人仍然生活在幕府时代的传统社会中，它的崛起发轫于19世纪60年代的明治维新。一百多年来日本人励精图治，福泽谕吉主倡“脱亚入欧”，寻找最短捷径，对标西方迎头赶上，目标是达到了，但速度太快，导致各种发展中的问题集中爆发。反观西方的发展，例如英美系政治体制的形成，始自13世纪的大宪章，再往前推，其思想精髓甚至要上溯到古希腊城邦时代，因此一些后发国家遇到的问题，欧美国家或者不曾遇到，或者矛盾并不尖锐。
明治维新以前，传统日本社会的阶层固化是相当严重的，甚至比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体制还要厉害，全体国民分成士农工商四个等级，这里的士是武士，从下级武士到幕府将军、诸侯大名，都属于这个阶层，这是统治阶级。看过一些武士电影的朋友会知道，日本的武士不单纯是“武人”这么简单，实际上是一个执政的阶层，公务员基本上就是由武士充任，日本武士实际是中国武人+中国士的集合体。整个国家的体制，上至江户的幕府（类似中央政府），下至各藩的地方藩司（类似地方诸侯政府），都是经由这样一个庞大的武士群体运转支撑，武士从藩里拿俸禄，类似现在的工资，只不过往往是用大米支付。武士与农夫、工匠、商人有明确的鸿沟，如不能通婚。因此，明治维新以前的德川幕府，虽然保持了两三百年的和平，但阶层高度固化，没有法定上升渠道，社会是一潭死水。在这方面，中国与日本相比，有一个比较好的科举制度，为普通人通过教育穿透阶层差别实现晋升提供了机会，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日本战国时代城堡
明治维新以后，这种格局被打破了，普通人也可以经由教育、军功等获得上升的途径，但这需要一个长期消化的过程，并且也有反复，例如又有了新的名为“华族”的贵族阶层，直到二战结束才彻底打破。战后日本经济又一次获得高速发展，社会阶层间的融合加剧，此类矛盾冲突也更加凸显。本片中的秀夫，最终因杀人而从人生顶峰坠落入法网，这就是一个日本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草根青年的“宿命”。
影片名为“砂器”，英文名（the castle of sand）似乎更贴切一些。影片中，少年秀夫在海边用砂子堆碗状器皿，无论他怎样努力，那砂器总是在制作成型后马上破碎、消散。砂器连同秀夫创作的《宿命》一起，预示了秀夫令人憎恨、也令人同情的一生：他这么一个普通人的一时成功，注定要像脆弱而宿命的砂器一样瞬间被风吹散。
砂之器随风而逝
应该说，类似的情况在很多地方都有，前面提到的法国司汤达著作《红与黑》就是经典案例。法国也曾经是这样一个阶层固化比较严重的地方，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强力的中央集权，把巴黎打造成一个超级城市，造就了巴黎人和外省人这样的隔阂，再加上一贯以来的贵族体制，保王党人和革命派的社会裂痕，出生于小城维埃尔一个木匠家庭的主人公于连的上升之路同样坎坷，《红与黑》与《砂器》从批判现实角度上讲，立足点是类似的。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经历过高速发展后，当前的日本已经处在历史上比较好的状态，经济温和发展，低通胀，创新依然强劲，21世纪以来每年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非和平奖）。从微观角度，虽然人均GDP很高，但日本人生活节俭，买车都是经济型优先，街头大量类似中国“”昌河“、“五菱”模样的微型客车，社会的攀比心态渐渐消弭，人心已不再像80年代要买下全世界那么浮躁。看来，平和的心态，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任何国家跨越不了这个阶段。
最后再回到作品，这部电影的特点，简单可以总结为两个优点，一个缺点。
优点一是悬念迭出，故事性、观赏性都比较强。作为一部侦探推理影片，一个个包袱，一个个高潮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后半部分，随着今西警官把一个个包袱打开，呈献给大家的真相十分错愕。千代吉携子流浪乞讨，在之前的情节中没有任何剧透，而且这个乞讨过程的画面讲述，真是令人泪水岑岑，那真是悲苦的极致啊，这一点，已经无法用语言描述，感兴趣的朋友还是看看片子吧。
今西警官讲到最后，经历几十年后，当年将死之人的千代吉居然还没死，这是另一个悬念，而正是这一点，促使三木力劝秀夫看望父亲，最终又促成了悲剧。
而千代吉面对秀夫成人后的照片，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坚决否认认识秀夫，但激动扭曲的脸庞已告诉了观众一切真相，也让大家在那颠沛流离的岁月之后，再一次体味了父爱的伟大。
千代吉否认认识儿子
优点二是音乐与剧情的耦合完美。出身于这样背景的秀夫，内心始终激荡着复杂的情感，即便没有三木的相见，也需要创作《宿命》这样的作品宣泄，这是他对人世的真情告白和控诉。全剧的主题音乐始终与剧情环环相扣，随着案件水落石出，秀夫在剧场上演了一场完整的《宿命》，无论是经历，还是杀人案的侦破，均与音乐无缝耦合，堪称电影音乐的经典。类似的杰作还有《美国往事》、《教父》等，但仅就音乐部分的权重而言，无疑《砂器》还是最高的。
秀夫演奏《宿命》
此外，不得不说这部影片还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就是偶然性太多，这也是侦探小说的大忌。无论今西在火车上和秀夫偶遇，还是千代吉在20年后能认出当时只有6岁的秀夫的新模样，以及警察无意间看到记者发表在报纸上的《旅游札记——撒纸片的女子》，都使人觉得有点太凑巧，而这些凑巧本身又恰恰推动了主要情节的发展。
但是从通俗文学及电影的角度来说，瑕不掩瑜，《砂器》仍然是一部非常出色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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