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先生的《衰世与西法》一书中，“办事之难”应该是最难写的一部分。
把讲述历史的细节落实在一件又一件的事情上时，各种“难”就会蜂拥而出，历史学家要做的就是就是将这些“难”分门别类。有些难是现实中的境遇，有些难则是自造的障碍，而有些难则是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牵绊和掣肘。上述句子中的“难”字均通“南”字音，而不是其他音。在《衰世与西法》一书中见到各种办事之难时，就不得不佩服杨国强将这本书开篇文章的标题拟为：智勇俱困之秋。
智与勇，我们是不缺的，只是我们的智勇被困住了，左右动弹不得，前后不得伸展。就像陷入泥沼。每每想拔出一分，却又深陷下去三分。更为糟糕的是，每每想撒气在泥沼时，却发觉那是自造的。每每读到“智勇俱困”的内容时，就会想起在陈旭麓先生在《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那一句感慨：由悲怆升华为悲壮。
在《衰世与西法》中读到一种作者常用的句式，这种句式表达的内容要么是递进，要么是叠加，有难上加难的意思。也是在这种句式中，我们可以看到“智勇俱困”呈现出来的矛盾。我摘录部分：
“刚强”和“木强”，都说明身当中西交冲之际时的不善应变和不肯应变。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这两个人是直接应付夷人夷物和最终应付夷人夷物的人。
在此长彼消之间，绕出旧制度和旧法的过程便不能不变做淘汰旧制和旧法的过程。
这个过程的强暴性和陌生性使这个过程在中国人的眼中显得不可知和不可测。
由于外夷渗入内战，内战的过程便成了以生死成败为具体事例以演绎西法催锄土法的过程，由此显示的原因和结果使人看得明明白白。
由于这种观念的变迁实现于真实的认识过程之中，因此观念的改变会促成中国人自己改变自己，并促成中国人用历史经验之外的方式来应付一个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
从历史经验之内看历史经验之外，一种自信无可匹敌的文明与另一种自信无可匹敌的文明之间，从而一种惯性的优越感到另一种逼入的优越感之间由对峙而角牴，由角牴而冲突。
其直接的意义和深层的意义，显然都在于一种远来的异态和无序走进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常态和有序之中。
以上拾牙慧，不足以展现类似这样的句式所表达的氛围，但其中的羁绊、缠绕颇为生动。在智勇俱困的局面中，应对与突破并非是历史进程的首选，回避与避无可避也是可勾选的内容。
中国近代史中的各种“纠缠”与“纠结”，除了可以用罗列史实去表达之外，用这样的句式来辅助不失为一种眼光和技法。更何况，历史进程中绝非只包含一种诱因和一个趋向。使用这种难以一口气读完的句式，会让历史的呈现多了几重样貌。也顺便让人在厘清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时，不再以单行道的方式来审视。这样的句式，让读者在内容之外看到心底的不服输和现实中的要低头，跃然纸上。
对于历史的反思和审视，终归要抑制住情绪，平等地看待历史中冲撞的各方。历史的对错是没有修改的机会的，但认识历史的观念却可以做到。杨国强在《衰世与西法》一书中，常常会将两种激烈的冲突放置在一句话中来表现，这种写作手法会给读者带来一些阅读上的障碍，但不得不说，这种笔法颇为少见。能将矛与盾放在一起的人，是见识到矛与盾各自缺陷的人。也唯有将矛与盾放在一起，才能让矛与盾认识到彼此的长项和短处。
读历史著述，不仅依赖于作者讲了什么，也同时依赖于作者怎么讲。在人、时、地、事、物之间的纠缠中，任何一个因素的改变所带来的是系统的震荡。而当系统重归稳定之后再回过头去探究诱因时，我们会发现不止一个。就像在“知难而退”的同时，也存在“迎难而上”的举措，它们几乎是同时发生。杨国强善于用这样的句式来烘托这种“两难并存”的境况。在紧随其后的内容中，杨国强的句式中也常常出现“不得不”这三个字。这个“不得不”是无奈，尽管这种“不得不”中带着某些不情不愿，却是实无他法的写照。“不得不”至少是一个应对之策。《衰世与西法》一书中，这些将“不得不”巧妙揉合在一起的句子，会让读者渐渐慢下来。明白这是一种历史的矛盾，因之也是一种不可选择的矛盾。
矛盾会转化为冲撞，当碰撞交织在一起时，智勇俱困的局面终有破局时刻，在不得不选择和总要选择之间，我们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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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阅读都会迈向辽阔！《短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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