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

          现在老了，但小时候的往事却记得太清楚了，尤其是小学同学，经常在我脑海浮现，每每回首，丝丝的牵挂袭上心来。特别感人，终身难忘。我是1965年春节后，从河南老家带着转学证明来到上海，原本以为转学很容易，没料到附近公办的中州路小学没有额资（没有空的学生座位），海宁路一小和二小也是这样。于是几经周折找到乍浦街道民办第八小学，终于转学成功了。这是一个地道的弄堂小学，我一年级的教室在石库门“来源里”内的一家民宅里，二、三年级在横贯武进路和海宁路的“三德里”深巷里，学校办公室在原来四川北路培德文具店后面的上海老式洋房底楼，上体育课就在两座老洋房之间空地。在乡下，我是早读书，转学到上海，同学比我大一岁，我一上学，立刻就面临三个问题，一是语言不通，我的家乡话带有很土的乡音，二是不会过马路，三是跟不上上海的新课程。但是上述问题很快就迎刃而解了。班主任老师俞美容，当时已50开外了，非常慈祥可爱，她天天到我家接我，放学送我回家，直到二年级我能独立过马路，同学们当时羡慕对我说，你像俞老师儿子，她对你哪能嘎好啊。当时我最差的功课是算术，老师把我分配到刘晓清同学所在的小小班复习功课，他把我听不懂的算术课重新教我一遍，还帮助我完成当天的数学作业，这就是我小学第一个朋友，他家就在学校办公室的老洋房里的三楼，他外婆和两个姐姐也非常喜欢我，他二姐还弹小扬琴给我听。语言问题随着岁月的流逝自然解决了，我很快学会了上海话，也会讲普通话了，不再有同学嘲笑我说：“乡下人到上海，上海闲话讲不来，米西米西抄咸菜。”但最难忘的是，学校专门为我特地组织了一次加入少先队的仪式，那天学校包了一辆21路公共汽车，在中山公园活动，当时我们班级中队长名叫唐希琳，为我佩戴上红领巾。其实我在老家已是少先队员了，这样我又重新加入了一次，记得学校为我班拍了一张集体照，可惜我不懂事，没有收藏好。1968年夏天，实行政治建校，严格按街区划定学校和班级，我们班级除我外都在海宁路居委，他（她）们都统一划到海宁路二小，就我一个人划到风雷小学（是乍浦街道二小和八校合并而成），这个学校地址原来是乍浦街道派出所（之前是一个道观），这样我就与当时安庆东居委的邻居分在风雷小学四年级（二）班就读，直到进中学。一年级至三年级，整整三年，是儿童转为少年的金色时期，虽然正值文革，但我感到无比幸福，因为我当时有最好的同学，戴翔、刘鹰经常和我一起玩，除了刘晓清外，还有何玲、张佩纶也经常帮助我做功课。他们都把我当作小弟弟，特别喜欢我尽管当时我非常调皮。时间过了几年，1972年2月我们如愿分到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我们75届共有5个班级，我被分到10班，我最初的乍浦八小的同学分到4班，但由于已分开过三年，互相就没有往来了，在学校遇到也只是点点头而已，有的同学也淡忘了。那时我已不是当年的小调皮了，而是10班的红卫兵班长了，记得直到中学毕业前，我担任了年纪团总支宣传委员时才与当年给我佩戴红领巾的中队长唐希琳同学交谈过一次。中学毕业30年后，我作为班长我第一次精心组织了中学同学聚会，同时邀请到了八位先后担任我班正副班主任的老师参加。风雷小学毕业44年后，我作为发起人，精心组织了一次小学同学聚会，请到当时的校长张琪光老师，班主任徐菊英老师和数学老师姜老师，英语老师江老师。之后开始常常聚会。但一直在我心里埋藏着的遗憾是乍浦民办八小的同学何时能见面？我特别想念他（她）们，因为这是我懵懂时代的最美好的回忆和度过的最灿烂的岁月。 

刘一家                                 

2010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