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看一些历史人物的传记，范仲淹与他壮志未酬的庆历新政，苏东坡与陶渊明跨越时空的心心相印，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恩恩怨怨，许许多多的相逢与相恨，交织在历史长河中，中间立着的，是一代一代人立志匡扶社稷、为百姓谋福祉的士人大义。其中最让我心折的，莫过于北宋文坛政坛那两位耀眼的星星——王安石与苏轼。忍不住想为他们写点什么，于是就动笔了。我磕的不是什么感天动地的爱情，是他们互相欣赏、相知相交的友情。
浮光
嘉佑二年，彼时苏轼苏辙兄弟登第，正是春风得意。而在日后将会掀起变法风云的王安石尚未遇到他的明主宋神宗，仁宗在位，他不再担任前辈欧阳修为他推荐的群牧判官，改任常州知府。时任贡举主考官的欧阳修，是一代文学家，对于有才的后辈，总是不遗余力地提携鼓励，也是从他的口中，王安石听说了苏轼的大名。可惜机缘不够，欧阳修本想设宴为王安石践行，邀请苏轼兄弟赴宴，为他们创造见面机会，但是他们的母亲去世，两兄弟匆匆回乡守孝，错过了这次机会。
有时观宋史，我不禁感慨，时事造英雄，一个又一个大家踏上历史舞台，相遇相知相交，同事同心同路，连偶尔的文人相轻也显得格外可爱。
很快，他们就相遇了。苏轼在欧阳修的推荐下，破格参与考试，高中榜首，面试他的，正是王安石。早就听闻苏轼的才名，王安石对这位学识广博、反应机敏的年轻人，打从心底欣赏，他录用了他，并写下制词“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矣。”
当时的那场相遇，或许身为前辈的王安石是如欧阳修看待他一样看待苏轼这个后辈，深感大宋人才济济。
歧路
熙宁二年，四十九岁的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年轻的天子神宗在当太子时，就时刻关注着百姓疾苦，登基后，他想从根本上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在经历多次考虑与考核后，他选择了干练又有主见的王安石，君臣一心，开始推行新法。变法注定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王安石的变法，于穷苦百姓有利，却让官僚集团和后宫宦官集团失利，身处漩涡中，他难以自保，作为新法的掌舵者，他遭受了一轮又一轮攻击。昔日好友司马光，昔日恩师欧阳修，纷纷站出来攻击新法，在这个时期的王安石，无疑是痛苦的。
他坚定地维持着新法的推行，却苦于站在他身后支持他的人寥寥可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其中，已经威望甚高的苏轼，也是新法的反对者。而苏轼也是其中一员，那年兄弟丁忧服满，刚回京城。可是，苏东坡不识时务，对改革说三道四。王安石很不高兴，就让他到开封府审案子。他希望苏轼深陷其中出不来，无暇指点时政。更希望他能下到民间，亲身去体验新法的好处。在这里不得不佩服苏轼的高尚情怀，虽然与王安石的政治主张不合，但在任职期间，他仍然在治理的地方上执行新法，甚至改善了新法中的不良之处。政见不合，不代表为民之心不同。他执政的地方，新法推行得很好，百姓口碑也很好。
其实王安石并没有针对苏轼，因为苏轼虽然反对他，但是说到底是为了大宋好，苏轼并不是那种为了反对而反对的人，他反对的是王安石的急躁冒进和党同伐异。
孤独的变法之路，王安石已经一个人走了太久，神宗偶尔露出的动摇之色，也让他感到疲惫。明明是利民之举，却遭到那么多人的反对，保守派“遇王而反”，甚至攻击他信任的官员，不惜诬陷诽谤。大相国寺讽刺青苗法的题壁诗，苏轼毫不犹豫地解了出来，这让王安石苦笑不已。
熙宁九年，在经历了君臣分歧、辞相还乡、再度拜相，长子早逝等等一系列事件后，王安石已经感受到了深深的疲惫，数十年官海沉浮，回头看看，不过一地鸡毛，不如归去！
于是他上书请辞，被拒数次后，神宗终于答应了。
同归
于个人得失，王安石与苏轼有共通之处，豁达开朗，不已物喜。请辞归乡后的他，或一人骑驴登高赏景，或划船泛舟，清闲自在，怡然自得。乡林小路间，谁会想到那个骑着路慢悠悠溜达的老人，竟是改变天下法度，重整社稷的宰相王安石。
这段日子，王安石过得格外称心，然而，一场突发的事件，让他和苏轼再度产生联系。元丰二年， 新党杜撰了“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三个罪名加身于苏轼，这就是“乌台诗案”，御史台下令，解往京师，朝中一片倒苏之声，身陷囹圄的苏轼自知行路已近，万念俱灰的他写下了“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的诗句。
而昔日的政敌，早已卸任闲居金陵的王安石，却在他事发后逐月弛星，将书笺上呈御前，劝谏道“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他虽然退隐了，但宋神宗给了他特殊奏事权，王安石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一特权。彼时，他丝毫未念及往日朝堂论辩时的势若水火和因治学理念南辕北辙所留下的诸多矛盾。在整个“乌台诗案”过程中，苏轼所属反对派政治大佬司马光等人都鸦雀无声。据史料记载，只有3人挺身而出救苏轼，一位是其弟苏辙，愿把自己的官职捐出来为兄赎罪，另外两位却都是苏轼的政敌：一位是他一生的“冤家朋友”章惇，另一位便是王安石。
君子之争净如水。在王安石和一众友人的求情下，神宗将苏轼贬谪黄州，他开始了新的人生。
若梦
这一年是元丰七年，王安石已经六十四岁了。七月，大病初愈，瘦弱的老人坐在书案前，脸上带着倦容，猛然间，他抬头，看见窗外一个熟悉的身影。怎么会是他？再定睛一看，果然是他。他急急忙忙穿着便服骑驴到船上来看望苏东坡了。苏东坡也不戴帽子，赶紧作揖迎接道：“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道：“礼岂为我辈设哉？”
他主动地向那人伸出了手，两人拥抱，竟好似光阴就在这一拥抱间无声流淌开来，而曾经的恩恩怨怨也渐渐消于无形。幸好，他们没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时光还是善良的，给了这对知己一个相逢的机会。两人却在十数年的背道而驰后幸运地得到了和解。 他们在江边煮酒和诗，通宵达旦，畅谈甚欢。
此时他不是什么新党首领，他也不是什么旧党中坚。他们只是一对得心寓诗的好友，他们交流诗词，交流佛学，两位各自在大宋文坛创造风云的老人，终于在晚年见了他们的最后一面。
王安石欣喜地告诉他，在苏轼黄州任官几年后，他的佳作几乎没有遗漏一篇，都备份传到了王安石的手里，“冻合玉楼寒起栗，光摇银海眩生花”，多么棒的妙句！
苏轼看出了王安石的生命状态，他或许更多地是在感慨，感慨王安石即便是面对自己的衰老，也是那么地倔强和不服输，他写道：“骑驴渺渺入荒坡，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多年贬谪生涯，他逐渐认识到王安石变法利国利民的社会效果，从心底里敬佩他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这时的苏东坡才对王安石有了完整的理解，从而成为王安石的精神知音。而此刻，年老的王安石早已不再感伤于那些凡尘纠缠，“嗟见世间人。但有纤毫即是尘。不住旧时无相貌，沈沦。只为从来认识神。作麽有疏亲。我自降魔转法轮。不是摄心除妄想，求真。幻化空身即法身。”
元祐元年四月癸巳日，王安石病死于金陵。时保守派当政，司马光写信给吕公著说：“褒恤之典，不可不厚。” 特追赠太傅。五月东坡奉令草制，作《王安石赠太傅》。
制曰：“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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