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队长
一九七八年我离开内蒙兵团，调到天津附近的汉沽农场。
汉沽农场当时编制属于河北省，离唐山38公里，离天津90公里，离北京200公里。是京津唐和东北经济往来的必经之处，是一个大型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场，有四万多村民和职工，职工也多是来自村民。
我当时分在果园二队卫生室，工作量不大，妇女队长和书记常来卫生室聊天，一坐就是半天。当时还没改革开放，大家都吃大锅饭，没事干就是闲聊耗时间。
到了秋季，果实满园飘香，妇女队长就拉我下果田。妇女队长眼睛不大，一笑更眯成一条线，红扑扑的脸蛋，脆脆的嗓音，倒也不讨人厌。她开导我说：“老是看书，看成呆子。走，带你去新鲜新鲜。”
她带我走进桃树林，只见水灵灵的酒饱桃挂满树枝，连空气都是又甜又香的味道。酒饱桃意思是吃下半斤大的一个桃子就象喝进半斤蜜酒一样醉饱。妇女队长随手摘下一个熟透的大酒饱递给我。可是果园明文规定职工不能偷吃果实，我拿着桃子发呆，却见妇女队长三下二下撕下桃皮，滋溜滋溜一个酒饱进肚了。她见我拿着桃子没咬一口就说：“你咋不吃？多甜呀，快吃！”一边又摘下一个桃子，变戏法似地三口二口地又塞进肚里。我不好意思地说：“队里规定不能偷吃、、、”
“嗨！你咋那么傻，规定只是贴墙上看看，没有一个不吃的。中午你去食堂瞧瞧，那一个个职工平时打饭半斤八两还不够吃，现在打饭就打一两二两，果子都塞饱啦！”
后来葡萄熟时，她又带我走进葡萄地。紫红色的玫瑰香葡萄一串串幽香扑鼻，玛瑙似的葡萄有的挂着白霜，有的结着蜘蛛网，沉甸甸地垂挂在藤蔓上煞是可爱。妇女队长一伸手摘下一大串，也不嫌脏就往嘴里塞，只见她一颗接一颗地吃，却不见她吐葡萄皮。我惊讶地问：“你连皮也吃下去？”
她“噗”地吐出一大口葡萄皮，瞪着我说：“没有，你也吃呀!”
原来她很会吃，只是把葡萄皮搁在在嘴里攒多了再一起吐。可我还是没见她吐葡萄籽，又傻傻地问她：“为啥不吐葡萄籽？”。
她回答说：“葡萄籽怕啥，吃进去拉出来。”说着她解下裤子蹲在藤架下扑刺刺一泡热尿。一边自我解嘲地说：“吃水果尿多。”可不，跟她下果田一趟，只见她忙乎解裤子。
妇女队长还常邀我在上班时间去逛商店逛菜场，她常卖些小东西买半斤肉，又总是没带钱，要我借给她，借了又不还。后来我都怕和她一起出去，那时，农 场月工资只有三十元，日子艰难，我只好借口躲她。
队里开大会时，妇女队长站在台上说得一套一套，把上面的指示鹦鹉学舌传达得滴水不漏，那觉悟不亏是个党员。
流脑风波
后来果园卫生室撤销，我调到场部防疫站。防疫站不大，只有几个人，除了站长是个快退休的老医生，有点医学资格，其他人都没进过医学大门。包括我，也只是个兵团卫生员出身，全凭自学。
那年开春，大陈庄有个五岁男童得爆发性流脑，突然死亡。不几天，姚家浦又有一个四岁的男孩子突发高烧昏迷，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村民开始恐慌，因为都是男孩，家长尤其痛心。传言迅速演变，说此病专夺男童小命，沾上就死，今年阎王爷要招童子军。
那天一大早，大陈庄的村民们带着孩子，赶着马车驴车，来到防疫站要求打防疫针。大人叫，小孩哭，马粪驴粪遍地，闹的防疫站乱哄哄。
老站长把剩下的几盒流脑疫苗拿出来给没接种过的孩子打上。谁知第二天，姚家浦的，施家庄的，圪蛋村的，都来了，围在门外不散。也解释不清，老站长只好给大家发磺胺嘧啶片，一边派人到区防疫站求助。
第三天，第四天村民更多，平时少有人问津的防疫站门庭若市，每天被里三层外三层的村民围攻。村民们穿着破棉袄，伸着粗黑的大手，挤来拥去，互不相让，拿不到药誓不罢休。
我们解释流脑一般是散发性，开窗通风，不要集会，不会大流行。村民们听不进去，有过激的村民砸破窗户喊叫：“不给药让我们断子绝孙啊？为啥你们发药走后门？”
吓得老站长哆哆嗦嗦，怕闹出事来，赶紧把库里过期的磺胺嘧啶也发下去。
当时的汉沽农场贫穷，有一年夏天我们下基层，看到村里的中老年妇女都光着上身，没衣服穿。尤其老年妇女垂着两只空瘪的乳房，傻傻地瞪着你。
这场风波闹了近十天，把场部医院药库里的磺胺嘧啶，甚至连黄连素片也倾其一空，风波才平息下来。
农场的生活让我看到在北京的身后，在形势大好，欣欣向荣的背后，是这样一番缺少文化，愚昧落后的景象，这就是我离开兵团后接受的再教育。
农场回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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