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一旦形成，在拥有文化的社群里，每一个个体从其出生伊始便会听到父母的语言（符号化的语音），便已经开始受到文化的熏陶。接着，通过不断地训练和学习，继承前辈的认识结果和应用技术，使自身的生存本领建立在前辈的经验基础之上。换言之，后辈的起点也就是前辈所到达的终点，而且这种继承不仅仅是一代两代的生活经验和智慧，而是自有文化伊始的、历朝历代的生活经验和智慧的总和。则，后辈的起点是历史的最高点。
文化一旦形成，每一个新出生的个体不仅仅生活在物质的自然环境之中，同时也生活在精神的文化环境之中；每一个个体不仅拥有自然条件这种硬件设备，同时也拥有文化条件这种软件设备。当然，在文化形成之前，作为群聚性的动物，裸猿们也拥有口耳相传的生活经验，这种生活经验也属于软件。但这种软件设备极简单。而文化这种软件设备是历朝历代的主要生活经验的历史总和，是系统性的软件，文化是升级版的功能强大的系统软件。这导致生活在文化环境中的个体的起点，完全不同。这时的裸猿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升级版的、全新的演化系统之中，而文化作为这个新的演化系统的首因，便塑造出、定义出完全不同的新的生命：人。
所谓人，就是利用符号形成文化而被文化的裸猿。
在这个定义中，“符号”是外因，是旧的、裸猿生命演化系统中的偶然事件，同时又是新的生命演化系统的决定因素。
“文化”是内因，是定义新的生命演化系统的首因。有了“文化”的决定性作用，才有新的生命演化系统，有了新的生命演化系统，才定义出人。因此，文化在先，人在后。
为什么是“被文化”而不是“文化”呢？
因为人的文化性不是先天遗传的，而是后天习得的。这种习得，并不是主动地去学习吸纳文化，主动地拿来前人的生活智慧，而是因为置身于、生活于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之中，被动地受教化而获得，被动地被训化而拥有。具体来讲，主要表现有如下几点：
其一，婴儿一出生便是被动地聆听来自父母的语言声音，一岁多便被文化语言所训化。随后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便是在这种文化模式的基础之上展开。因此，出生在文化环境中的人，一开始便被动地接受了一定文化的教化。
其二，未成年人（心智未开之人）生活在文化的社会环境之中，处处都在学习文化；无论在家庭、学校或社会都是在学习，都是被既有文化所浸润、训化，从而形成基本人格。换言之，基本人格是自身生理遗传条件与既有文化条件、自然环境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在既有文化的塑造下定型的，是被既有文化所决定的。只要身处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无论其是否识字，是否有文化知识，只要会说，或能听，或能看，就必然受文化环境因素的刺激和影响，最终被文化。因为文化社会中的语言、思想、生活方式都是被文化浸润过的。
其三，当一个成人主动地、有选择性地学习、利用和创造文化时，他之前已经是被文化了，已经是人了，已经被文化塑造成人了。之后的一切，只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之上对文化的进一步展示、发扬和舍弃。
总之，学习吸收文化在先，利用和创造文化在后。学习吸收的过程也就是被文化的过程，就是形成基本人格、成为人的过程，就是被文化塑造成为人的过程，就是由裸猿升级为人的过程。往后的利用和创造文化都是在已经成为“人”的基础之上的发展和延伸。
换言之，只有先被动地成为人，然后才能主动地说人话，干人事儿，或者主动地不说人话，不干人事儿。
因此，人不是文化的裸猿，而是被文化的裸猿。
反过来讲，假如没有被文化，假如把文化的一切内容（如语言文字、知识技术、风俗观念等等）全部抹掉，那么，一切将回到裸猿旧的生命演化系统中，一切将恢复到口耳相传、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那是由丛林法则所主宰的一群群裸猿，群与群之间因语音沟通障碍（一定大于广东话与上海话之间的差异）而彼此戒备、畏缩一隅、闭目塞听、弱肉强食，甚至同类相食……无需更多想象，他们就生存在印度洋上的北森提奈小岛上。他们会制造弓箭、绳子、编筐等简易工具，有自己的语音，但没有符号化语言，更没有文字。他们是按照自然进化的自然节奏而自然地延伸至今的裸猿，是人类最亲近的俵亲。
这种事实充分说明，符号并非是“非出现不可”的进化必然，则，文化并非是进化史的必然选项。但文化却是“人之为人”的必然选项，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文化性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属性，是人性之一。
文化性是后天习得的，文化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德性，德性即文化性。
当然，被文化的裸猿亦然是裸猿，是特殊的裸猿；裸猿亦然是猿，是特殊的猿。猿是动物，作为猿类之一的裸猿当然也是动物；裸猿是动物，则作为裸猿之一的人类当然也是动物。
人既然也是动物，则动物性也是人的基本属性，是人性之一。动物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的天性”，动物性即天性。
这就是说，人具有两种基本属性：动物性和文化性。或说，人性具有两个方面：天性和德性。
人是动物之一，人和动物这两个概念不是对立关系的两个概念，而是包含于关系：人包含于动物，动物包含人。人不仅具有文化性，而且具有动物性。人的文化性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裸猿的生活智慧中、从动物性中孕育生长出来的，是建立在动物性的基础之上并服务于动物性的，而不是相反。脱离人的动物性孤立地讲仁义道德，这是违背人性的，也是当前伦理学的一个方向性错误。当然，这是一个复杂且容易招惹非议的话题。下面通过“人与文化的关系”来逐渐表达这层意思。
人与文化的关系主要有三个方面：文化来自于人，文化外在于人，以及文化作用于人。
（一）文化来自于人
从符号的诞生到文化的成型，期间要经历一个漫长的（上万年的）形成过程。它是由无数先民在生活实践中经过点点滴滴地创造，一步一步地总结，逐渐积累，形成共识，并共同遵循的认识结果和应用技术；它是世代相传的生活智慧、社会遗产。
因此说,文化来自于人。（严格地讲，文化最初来自于裸猿，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
当然，这里所讲的人并不是所有人、每一个人，而是发现和创造出有价值、有意义的认识结果和应用技术的人，是对公共生活作出贡献、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是一定社会、一定时代最杰出的那部分人。
（二）文化外在于人
符号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符号的内容。文化是将人的认识结果和应用技术，移植到外在的符号系统之中，成为符号系统储存的内容；文化与符号系统相互伴生，文化随符号系统的存在而存在，随符号系统的消失而消失，从而外在于具体的时代、具体的人。因此说，文化外在于人。——玛雅文明消失了，但玛雅文化并没有消亡，而是存在于玛雅遗址的符号系统之中。考古学家与语言学家破译了大部分玛雅文，博大精深的玛雅文化便展现在世人面前。因此说，玛雅文化外在于玛雅人。
（三）文化作用于人
文化的逐渐形成过程，也是裸猿向人的演变过程。生活在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之中的人，必然受到相应文化的熏陶，成为被相应文化塑造出、定义出的人。文化的模式规定了人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有什么样的文化就塑造定义出什么样的人。
一个婴儿，之所以能成为正常人而不是狼孩儿，就是因为他生长在人类社会的文化环境之中，而不是生活在狼群社会之中。一个中国婴儿，如果在加拿大社会成长，既便是开车逃命，他也不会占应急车道。否则，若在中国社会成长，即便开车旅游，也会加塞。——这便是文化的作用。
人不是由民族、国籍、肤色等因素确定的，而是由文化定义的。
用一句话总结人与文化的关系就是：人利用符号这个工具创造出文化，让文化外在于自身，从而作用于后人。——这便是“人创造文化，文化塑造人”的内在逻辑机理。
符号是大脑的工具，工具是相对固定的，但是工具的使用却是灵活的，符号之间的排列组合是千变万化的。简言之，符号是死的，而文化是活的。
文化作为符号系统的内容，他并不是大脑的工具，而是大脑的思维内容本身，它是大脑的所思所想的外化外移，是转移到符号系统中的大脑思维内容，而且是一代一代的转移，一代一代的叠加。文化处于积累中、增加中、扬弃中、变化中——文化处于动态中——文化代表且正在代表着过往历史的人类思考，体现且正在体现着过往历史的人类情怀。——个人的所思所想，在大脑中进行；人类的所思所想，在文化中进行。只要人类生生不息，只要人类在思考，那么，文化就代表着、体现着人类的思考。
所以说，人类的大脑是文化，文化是人类的大脑。
与个人的肉脑相比，人类这颗文化大脑就是巨无霸，是绝对的脑霸。
由“文化来自于人”可知，肉脑与文化大脑是相互伴生、相互依存的。一个人的思想是溪流，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文化是江河，人类历史文化是大海：千流归海。
由“文化外在于人”可知，文化大脑一旦成型，便具有极大的稳定性，不依某个人、某个群体，乃至某个时代的意识为转移。
譬如，中华文化中的勤劳俭朴（注重将来）、灵活务实（无宗教桎梏）、重亲情恋乡土（人情社会）、自尊心强（好面子）等等特质，像基因一样根植在每一个华人的精神骨髓，即便成人之后客居异乡，终老也不会更改，也不愿更改。
由“文化作用于人”可知，每个人不仅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之中，同时也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之中；即是自然因素作用的产物（动物性），也是文化因素作用的产物（文化性）。过往的历史形成现在，现在的状况构成将来。所以说，人是过往历史的总和。
人是怎么来的？就是在一定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中生长出来的，就是动物与文化相嫁接、相杂交而培育出来的，是由物质硬件和文化软件共同组装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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