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孔子不接受子贡的意见,死了的孔子却可以被任意包装,供庸人们崇拜。所以到孔子去世后,子贡就和孔子的理念全反着来了,他要把孔子塑造成神人、圣人的形象。
在比较忠实的儒家文献《论语》和《礼记》里面,孔子没有对任何“超自然”的现象发表过意见,他一直生活在很现实的世界里面。但稍晚的史书里,却记载了一些这方面的故事,很可能是子贡神化孔子的产物。
先看第一则。在孔子42岁这年,南方的吴国征讨越国,在今天的地图上,这是一次从苏州到绍兴的进军,但对那时的中原列国来说,已经是最遥远的南方世界。当吴军行进到会稽山时,发生山崩,出现了一些巨大的骨头,一根就可以装一辆车。现在看来应该是恐龙化石。但当时的人不理解,都很惊奇。
吴国到鲁国的使者带来了这个新闻。他向孔子请教这是什么骨头。
孔子解释说:这是古代的山神,叫防风氏。当年大禹在会稽山召集诸神,防风氏迟到,被大禹杀死,埋在当地。防风氏部族的人很高,都在三丈左右。这骨头应该就是防风氏的。孔子还说,最小的人族,身高三尺(那时的三尺不到今天的七十厘米),最高的人是他们的十倍,就是三丈高的防风氏。
其实在吴王夫差之前,吴国和中原的联系很少,而且42岁的孔子还没当官,也没有接待吴国使者的机会。反倒是孔子晚年的时候,子贡担任外交官员,经常和吴国人打交道,才有可能听说这类故事,再把它的解释权安到孔子身上。
还有两则孔子在陈国定居时的传奇事件,可能也是子贡的创作,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陪在孔子身边了,他可以声称是自己亲眼所见。
第一则:孔子晚年周游到陈国,一只隼掉在陈国朝堂上,身上插着支一尺多长的短箭,箭头是石头做的。陈国君臣向孔子请教。孔子说,这种箭,是遥远的肃慎部落用的,这隼应该是从那里飞来的。当年周武王灭商之后,各遥远部落的人都来进贡,肃慎部落进贡的就是这种“楛矢”,周武王大女儿嫁到陈国,把那支楛矢当嫁妆带来了。你们现在到库房查查,应该还能找到。陈国人到保存古物的库房里翻了翻,果然找出了那支箭,和隼身上插的一模一样。
第二则:孔子再次到陈国的第二年(鲁哀公三年)夏天,消息传来,说鲁国都城内发生大火了。孔子猜测说:烧掉的应该是桓公、僖公的庙吧?后来证明果然是这两座。因为按照周礼,国君只能有前三代人的祖庙,更老的要废掉(还有两个更古老的远祖庙,永远不废)。到鲁哀公这一代,桓公、僖公已经在三代之外,现在人没拆毁,天命也要把它们烧掉了。
这两则神异故事,《论语》和《礼记》里面都没有。这些故事里,孔子已经具有了关于神异世界的知识,也有了探究“怪力乱神”世界的兴趣。这已经具有了巫师的职业特征,再往下就是呼风唤雨、未卜先知。
子贡这些神化孔子的举措只取得了有限成功,因为其他弟子很难配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去世后,有若被安排充当孔子化身,要接受众弟子的提问,表演孔子的预言能力。新创的故事情节是:孔子有预测天气的能力,天没下雨的时候,他会告诉学生出门带伞,然后果然下雨了;一个叫商瞿的学生一直没儿子,母亲想让他娶个小妾,但孔子说不用,他40岁以后会有五个儿子,后来果然应验了。
按照剧情,应该先由其他弟子当众讲出这两则事迹,向有若(扮演的孔子)提问。有若则给弟子们解释自己为何能够预言,并继续提供新预言。结果轮到有若开口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表演,其他弟子看实在不靠谱,也放弃了这个扮演孔子的闹剧。
孔门多数弟子都是按孔子的正统教导读书,适应不了子贡倡导的这个转变,这就是从学者到巫师和算命先生的差距。
孔子去世后,子贡终于挺过了孔门最为萧条低落的时期,把孔子思想传播得更远,同时也把孔子塑造得超凡脱俗,成了庸众心目中标准的圣人。这个过程里面,子贡的官也越当越大,他晚年甚至“常相鲁卫”,就是在鲁国和卫国都当过宰相。
如果没有子贡的一番活动,孔门弟子可能早就风流云散,在历史上留不下任何痕迹,关于孔子的很多著作也未必能产生,那将不会有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学派,我们今天对孔子的了解,也会像周公、老子一样稀薄而不可靠。
子贡提携同学,尽量给大家找发展机会,也有人不买账。有个叫原宪的孔门弟子,在孔子去世后,他看不惯子贡拉帮结派,也不愿参与为孔子服丧的活动,躲到了乡间过农民日子。他的观念可能和颜回差不多,最看重读书做学问,洁身自好,觉得当官就要追随当政者,同流合污干坏事。
子贡有次想起原宪,去看望他,应该是有什么职位出缺了,想拿这位老同学顶上。他随行的学生、仆役众多,车队浩浩荡荡驶入了原宪住的贫民区。这里平时都没有车来往,路边长满了荆棘杂草,车队就像在草丛里穿行,最后停在了原宪的破房子前。
原宪出来见客人,穿着一身满是补丁的旧衣服。子贡觉得很没面子,说:您日子过成这样,不是太惨了吗?
原宪说:我听说,没钱叫贫,学了道却不能实行才叫惨,像我原宪这样叫贫穷,不叫惨。
子贡被搞得很没面子,讪讪告辞离开了。后来他特别忌讳这事,谁也不敢在他面前提原宪了。这事就成了“原宪居贫”的典故。
子贡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人生的成功,具体说,是富贵,当大官,挣大钱,而不是孔子追求的“道”——合理的政治秩序。这是他和孔子最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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