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读的译本/图片来自于网络
一 作者与译者
《菊与刀》的作者是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她从一名美国人的视角，对日本人的战争行为，社会活动，性格特征等进行了细致地观察和描写。在作者的写作过程中，有两点十分难能可贵：一是在两国交战时期放弃对敌人的谴责与偏见，从一个较为客观的角度（但难免进行美国式的思考）对日本人的特征进行描述。二是在无法进行“实地考察”的情况下，通过“曾经生活在日本的西方人”、日本人的“自我记录”、“日本编写并制作的电影”等很多手段，来进行对日本的研究。
我主要阅读的译本是2011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由北塔翻译。在对文中某些词很感兴趣时，还参考了当代世界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插图评注版。其中萨苏通过将日本、西方与中国进行比较的方式做了很多评注，读起来很有趣味。
二 写作背景与目的
这本书不单纯是为了探寻日本人的特征，做一个关于日本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为了一个任务：告诉美国的军方，日本人究竟是怎样的人。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明确的研究目的，才有了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讲述了作者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而第二章则着重描绘了战争时期的日本军人，他们对于精神能战胜物质的信念，对于“已知”的安心和对“未知”的恐惧，对天皇的崇拜，对投降的不屑，一切的一切都显示着这个国家与中国，与西方，与世界的不同。在作者出版成书的时候（1946年）二战已经结束，日本战败，因此本书的最后一章把重心放到了日本的行政管理上，并对日本今后的表现进行了预测如果苏联和美国把未来的几年用来扩充军备，准备开战，那么日本将利用他的一技之长加入战争。（P257）作者丝毫不怀疑战败的日本仍有可能燃起一种“好战热情”。这就是日本。
日本人打算干嘛？如果不进攻日本本土他们会投降吗？我们该不该轰炸皇宫？我们对日军战俘能有什么期待？为了挽救美国人的生命，同时削弱日本那种宣誓要战斗到最后的决心，对日本军队和日本国民，在宣传上我们该说些什么？在那些精通日本的人士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一旦和平来临，为了维持秩序，是否需要对他们实施永久性的军事管制？我们的士兵是否得准备在日本的每一座山头的每一个要塞与那些顽抗到底的亡命之徒展开激战？在国际和平可能到来之前，日本会不会步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后尘，发生一场革命？谁会领导这场革命？日本民族就只有灭亡？
《菊与刀》译林出版社P2-P3
三 “菊”与“刀”的含义
作者用日本极具代表性的“菊”与“刀”来为她的著作命名。菊花是日本皇室的家徽，刀是日本武士道的象征。在文中，作者对“菊”与“刀”也进行了很多深刻的描写和讨论，关于“菊”作者探讨了“更加自由的不那么僵硬的伦理体系”，讨论着日本人建立的“新的生活方式”。对于“刀”，作者探讨了日本人“自我负责”的态度，讨论着在当今局势下，“刀”究竟是“进攻的象征”，还是可以成为“一种他们可以保持美德的象征”。在另一本译著中，萨苏评论说“只要不赋予刀那么多它本来没有的含义，日本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扔掉刀只保留菊花。刀就是刀，一种兵器，一种工具，一种艺术品。（《菊与刀（下）》当代世界出版社P458）”
四 日本人的几个性格特征
作者描绘了很多她眼中日本与西方不同的行为，比如日本人等级制的习惯，日本人“父母之恩”的说法等等，在这些行为背后，作者都给出了一个更为深层次的解释。
一是日本人“承认阶级差异”。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书中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小到家庭环境，大到日本封建社会的分层，明治维新后政府在行政领域、宗教领域、工业进程领域为每一个参与者安排合适的位置，他们的信条是“各就其位”，而不是美国人所崇尚的“平等”。
二是日本人所宣扬的“恩”。在书中，第五章和第六章主要讲“义务”，而第六章则主要解释“情义”。作者作为一个美国人，思想上不受到“义务的拘束”，因而更敏锐地从日本人“恩”、“义务”与“情义”的概念感受到了东西方的差异。根据作者的理解，她将日本人的“恩”分为了“义务”与“情义”，又将“义务”分为了“孝”与“忠”。中国儒学思想深厚，对于这几个概念自然不难明白，但其中也有几点很有趣的地方。比如，作者列出“一个人有不承认自己专业上的失败或无知的义务。P95”而后文中又对这一点做出了解释，称其是“专业人士对自己名声的‘情义’P123”。另外，作者用了第九章、第十章两章来探讨“人之常情”与“义务”的关系，这就牵出了“自重”、“真诚”、“耻”等几个有趣的关键词（见 五）。
三是日本人性格中的两面性。首先作者在第十一章中强调，日本人进行的“自我修炼”，是用来“达到各种非常世俗的目标”。在这一点上作者将日本与美国和印度都做了一些比较，对于这些“自我修炼方面的日常行为”，日本的做法有些与众不同。在第十二章中，作者关注到了日本人所“描绘的人生弧线”。日本的幼儿享有各式各样的特权，这与他们长大后进行的修炼，与他们在成人世界的“谨小慎微”，表现出来的“自重和对世界的情义”截然不同。作者将这一点表述为日本人在“童年教育的不连贯性”。正是这种不连贯的教育，导致日本人性格中包含两面性，他们享受“人之常情”，男人在喝酒后放纵自己，女人到了成熟的年龄后“抛开禁忌”；同时又看重自己“知耻”的责任，渴望受到“世人”的认可和赞赏。
五 几个有趣的关键词
文中有几个词多次出现（尤其是在第九章和第十章），且在两个译本中的翻译稍有不同。我对这几个词十分感兴趣，因此查阅了英文原文，并摘录了作者对这几个词的解读。
情义（gili）：在这里作者使用的实际就是日文的音译。作者对其理解成一种“人情债”，而且“这样的人情债被认为是必须偿还的，而且在数量上要与所受的好处相当，在时间上则有限定。P94”
真诚（诚sincerity，Makoto）：“诚”在日本有着自己的解读，它并不意味着西方人眼中的“真诚”。“它的一个基本含义是：去热诚地遵循一条道路，那条道路是由日本的规则和精神标志出来的。P176”
自重（尊重自己respecting yourself）：在日本，“自重”意味着：“你必须精明地估计这种情形中涉及的所有因素，不要做任何会引起非议或减少你成功机会的事情。P178”基本上等于“加倍谨慎小心”。
罪文化、耻文化（罪感文化、耻感文化）、观我（guilt culture、shame culture、the observing self）：“真正的羞耻文化依赖的是外在的制约手段，而真正的赎罪文化依赖的是内心对罪恶的确认。P181”.同时作者在文中还提到了“观我”一词，指一种“观察者自我”，目的是在“耻文化”中进行“自我监视和自我监督”。
六 忠犬八公的故事
作者在文中讲到了忠犬八公的故事（P79-P80），意在证明日本人和美国人对于“恩”的不同看法。作者讲到，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忠诚”，意味着八公对主人的“恩”的一种“还债”；而美国人更容易接受的是一种“不受义务拘束”的爱。两者对这个故事的看法多少有些出入。有趣的是，日本和美国都拍摄了有关忠犬八公的电影（1987年神山征二郎导演和2009年Lasse Hallstrom导演），两者果然截然不同。从影片的风格上来讲，日本的《忠犬八公物语》延续着日本电影的叙事风格，从八公出世讲述到八公在火车站去世，而且基本上还原了真实情节；美国的《忠犬八公的故事》虽然有意强调八公与日本的联系，同时保留了男主人公的教授身份，但仍然对电影情节做了更适应美国本土化的改编。特别是两者对于在教授死后，八公生活在哪里，怎样由家养宠物狗变为生活在火车站的流浪狗这一情节，在处理上都是从本国的思维方式出发的。可以说同样是讲述八公的故事，但明显一个是“日本式”，一个是“美国式”。
七 思考与问题
首先，作者作为一个美国人，尽管她努力做到对日本进行客观的观察和研究，但仍然不能完全摆脱一个美国式的思维。美国人在很多方面与日本都有所不同，这一点在书中也有所体现。如美国人对“自我牺牲”的认识，“美国人必须对自己的‘自我修养’观念进行一次某种意义上的外科手术，必须割掉‘自我牺牲’和‘折磨’的增生物，这种东西已经丛生在我们文化概念的周围。P189”如果以中国的思维方式，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重新进行思考，会不会对日本人的特征有新的发现？
另外，本书的成书时间是1946年，而本书的作者在1948年去世。经历了71年的变化，日本的社会状态早已不同于二战时的日本，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日本人的内在特征是否发生了变化？他们看待“恩”、“情义”、“人之常情”等的观点是否还一如从前？他们是否仍然不追求平等，而是相信“阶级的差异”？这些都是令人好奇的问题。
后记
暑假的时候我在家收拾满坑满谷的书，发现了一本《菊与刀》，就随手翻了起来。我自信是读过这本书的，但重新翻看起来却发现什么都不记得。
于是我决定重读一遍，然后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做一些记录，记下书中都写了什么，读的时候我又在想些什么。记录的很多话都很琐碎，不成段落，我把这些话都整理起来，是希望再翻开这本书，脑海中能有些记忆。
就写这些。希望以后看其他书也能努力留在脑子里。
写于美好的小长假
By爱失忆的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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