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外：
人生就是持续的斗争，如果我们偶尔享受到相对的宁静，那正是因为我们先辈顽强斗争的结果。假设我们的精力、我们的警惕松懈片刻，我们就会失去先辈们为我们赢得的斗争成果。
@彭加勒/ 庞加勒'
我本微末凡尘，可以心向天空……
@*?
在同学一面，更要坦白实在——不搪塞，不欺骗，不懒惰。所谓坦白，就是指自己力量尽到而言；虽然自己有短处，有为难处，也要照样子摆出来。如果力量没尽到而搪塞饰掩，这是虚伪；如果力量没尽到而把懒惰摆出来给人看，这便是无耻。这两者是毁灭生命的凿子。
@梁漱溟'@《我的人生哲学》
摘自《信息简史》：
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化，人类已经把各种信息技术内化。如果想把这部分去掉，那真需要充分发挥想象力，回到被遗忘的过去。而我们人类心智中最根深蒂固难以去除的，也是位于一切技术之先的，就是文字。这项技术在人类历史曙光初现之时就出现了，这并非偶然，因为所谓历史，正是有了文字才成其为历史。过去之所以能够称为过去，全靠文字来记录轨迹。
——在《信息简史》第二章 持久的文字 之中，界定/区分了两种文化——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
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翁神父（_：耶稣会神父、哲学家、文化历史学家沃尔特·翁）就宣称，电子时代将是个口语文化的新时代，但这时的口语文化是“次生口语文化”。这时口语文化大为强化和扩展，但它总是存在于书面文化的语境当中——在无所不在的文字大背景下，声音得以传播。而尚未触及文字的原生口语文化则持续了更为久远的时间，几乎占据了人类的整个演化历程。文字只能算是出现较晚的发展成果，而书面文化的普及更是晚近的事物。
在翁神父开始着手他的研究时，“口语文献”（oral literature）是学术圈里的常见说法。但是这个说法不仅自相矛盾，而且时代错位，它下意识地以当下的眼光去看待过去的事物。口语文献曾普遍被视作书面文献的一种变体。可是在翁神父看来，这样的观点“就好比把马当作没有轮子的汽车”，当然，你可以这样做。想象一下，你要写一篇有关马的专题论文（写给那些从来没有见过马的读者），但论文不是从“马”而是从“汽车”入手，只是因为读者对于汽车有着直接的体验。论文始终把马看作“没有轮子的汽车”，从这个角度来给那些满脑子只有汽车的读者解释其中的相异之处……对应于轮子，这些不带轮子的“汽车”有着增大了的脚趾甲，称为蹄；对应于车前灯，它有眼睛；对应于车漆，它有毛发；对应于汽油燃料，它有干草；依此类推。弄到最后，马将面目全非。
在回头审视文字出现以前的岁月时，我们现代人就是翁神父所说的那些无可救药的、满脑子只有汽车的家伙。文字成了我们获取知识的机制和组织思维的手段。我们希望采用历史和逻辑的方法来理解文字的起源，可是历史和逻辑本身就是文字思维的产物。文字，作为一种技术，使用时需要提前考虑清楚并掌握特殊技能。而语言则不是一种技术，无论多么成熟、多么发达的语言，都不能被视作心外之物，因为语言是心智本身的功能。乔纳森·米勒说过：“事实上，语言之于心智的关系，恰如立法之于议会的关系，这种能力始终通过一系列的具体动作体现出来。”这种说法大致也可以用来描述文字，因为它也涉及具体动作。但当词语被具象化在一张纸或一块石头上时，它就成了一种独立存在的人工品。它是工具的产物，同时本身又是一种工具。正如很多后来出现的技术那样，它因此立刻招惹来不少非议。柏拉图是第一个长期受益于这项技术的人，本不太可能成为反技术的卢德分子，但他（借不立文字的苏格拉底之口）警告说，文字带来的将是思想的贫瘠：你这个发明结果会使学会文字的人们善忘，因为他们就不再努力记忆了。他们就信任文字，只凭外在的符号再认，并非凭内在的脑力回忆。所以你所发明的这剂药，只能医再认，不能医记忆。至于教育，你所拿给你的学生们的东西只是真实界的形似，而不是真实界的本身。
这种首次出现的人工记忆，力量之大无可估算：它重构了人类思维，人类历史由此发端。直到如今，它的力量仍然无法估算，但从一项数据可以略见一斑：任何一种口语的词汇仅包含数千个单词，而被最广泛使用的书面语言——英语，有记录的词汇就超过百万之众，而且其数量还在以每年数千个的速度持续增长。此外，这些字词并不是只存在于当下，每个字词都有其渊源和演变至今日模样的历史。借助文字，我们开始像洒面包屑般在身后留下踪迹，以符号存储下记忆，供后来人追寻。蚂蚁会喷洒信息素，留下化学信息的痕迹；忒修斯会散开阿里阿德涅的线团以防止在迷宫中找不到返回的路。而现在，人们留下的则是白纸黑字的痕迹。文字来到世间，为的就是将信息保存下来，让其能跨越时空。在文字出现以前，传播不仅稍纵即逝，而且只限于狭隘的区域，因为说话声音传出数米之远后就消失无踪。口语的稍纵即逝，是不“言”而喻的。说话声音的停留是如此短暂，所以偶然出现的回声现象，即一个声音被听见两次，甚至会被当成一种魔力。老普林尼曾写道：“对于这种神奇的声音回响现象，希腊人赋予它一个漂亮名字，称其为厄科女神（Echo）。”而小说家塞缪尔·巴特勒指出：“口语符号，会立刻消弭于无形。即使它真的存在，也只存在于听到了这些符号的人的思维中。”不过，巴特勒阐明口语的这种特点之日，恰逢这一特点被首次打破之时，时值19世纪末，录制声音的留声技术刚刚问世。也正是因为这一论断被证明不完全正确，人们才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巴特勒这样完成了对口语和文字之间区别的阐述：“书写符号的作用范围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无限延续，在其作用范围内，人们可以相互沟通思想；它赋予写作者的思想以生命，这种生命仅受墨水、纸张和读者的存续时间的限制，而免于写作者肉体存续时间的限制。”然而，这种新的传播渠道可不仅仅是拓展了旧渠道。文字使得复用和“回忆”成为可能——这是全新的模式。它允许信息以全新的架构加以组织，分成诸如历史、法律、商业、数学和逻辑等。抛开具体内容不谈，这些范畴本身就是新技术的体现。文字的力量不仅体现在知识的保存和传承上，这自然很有价值，也体现在所用的方法论上，比如对视觉指示物加以编码、转换，利用符号替代实物，进而利用符号替代符号。
亚里士多德将吟游诗人的作品视为一种“模仿”，并认为模仿是人的天性，从小就已经开始显露。但是对于别的用途的其他书面作品，比如苏格拉底对话录，还有医学或科学论文，亚里士多德意识到这类一般作品（大概也包含他自己的作品）“至今没有名称”。如此这般，一个脱离具体事物的抽象世界逐渐开始建构起来。哈夫洛克将这描述成一场文化战争，是新意识和新语言与旧意识和旧语言之间的战争：“这场斗争为充实抽象概念的词汇库作出了至关重要、影响深远的贡献。物体与空间、物质与运动、永恒与变化、质量与数量、合成与分离等概念，直到今天还在沿用。”亚里士多德是马其顿国王的御医之子，是一位孜孜求知、极富条理的思想家。他着手进行了把知识系统化的工作。文字的持久性使得他能够把有关这个世界的已有知识加以结构化，进而他可以总结关于知识的知识。一旦一个人能够把字词写下来，对它们进行仔细考察，每天从全新的视角对它们加以审视，并追索它们的含义，他就成了一名哲学家。而哲学家的工作始于一张白纸，是从定义概念开始的。一旦发动，知识就具备了自己推动自己前进的能力。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最基本的概念不仅值得定义，而且需要加以定义，比如：起始指不必跟从任何它者，但排在第二位的某物自然存在或出现于它之后。相反，结尾指本身自然地跟从某个它者，或者是出于必然或者是大多数情况下如此，但不再有任何它者跟随其后了。中段指既跟从某个它者，也被另一它者跟从，即承上启下的部分。这些表述与经验无关，它们是在运用语言来组织经验。古希腊人以同样的方式创造了范畴的概念（该词在希腊语中的原意为“指控”或“预言”），起先借此为动物、昆虫和鱼类加以分类，进而又以此对观念进行分门别类。这是一种激进的、非自然的思维方式。柏拉图就曾警告说，这种思维方式会让大多数人无法理解：群众无法接受美的观念本身，只知道各种美的事物。他们也不会思考事物的本质，只能理解各种具体事物。因此，群众不可能成为哲学家。我们或许可以把这里的“群众”理解为“无文字社会里的人”，而在柏拉图所处的时代，口语文化依然存在于他周围。因此柏拉图声称，这些人“在万物的多样性中迷失了方向”，“他们的心灵里没有任何清晰的原型”。那么什么是清晰的原型呢？哈夫洛克重点关注了人类在心智上对于经验从“叙述的散文”转换到“观念的散文”的过程，这样人类以范畴而非事件来组织经验，并自觉接受抽象化的训练。他想到了一个词来说明这种过程，这个词就是思考（thinking）。因此，这不仅是人类对于自身的新发现，而且是人类思考的发端——事实上，这才是人类自我意识的真正起始。在我们这个根深蒂固的书面文化里，思考和文字看起来是两类关联不大的活动。我们也许会想当然地觉得前者决定后者，而非相反，毕竟每个人都会思考，无论他们会不会写字。但哈夫洛克是对的。书面文字（持久存在的文字）是我们所理解的有意识思考的前提条件。它触发了人类灵魂不可逆转的大规模变化。
有人可能会把逻辑想象为独立于文字而存在——三段论既可以写出来，也可以说出来。然而，历史并非如此。口语稍纵即逝，根本来不及进行分析。逻辑是书面文字的产物，这一点在各自独立发展出逻辑学的古希腊、古印度或古中国都概莫能外。逻辑将抽象变成了一种判断真假的工具：真理除了可以来自具体经验，仅从字面也可得出。逻辑链中的关系环环相扣，结论由前提推出，这其中要求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倘若人们无法对逻辑进行验证和评估，那么逻辑就毫无说服力。相反，口语叙述的进行则主要靠堆砌，词语就像经过观礼台的受阅阵列，稍作停留后就会匆匆退场，它们之间的互动就只能通过听者的记忆和联想来实现。荷马史诗中没有三段论，它以事件而非范畴组织经验。只有借助文字，叙述结构才能具体体现正确的理性论证。
三段论推理是演绎推理中的一种简单推理判断。它包含：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大前提），一个附属于前面大前提的特殊化陈述（小前提），以及由此引申出的特殊化陈述符合一般性原则的结论。三段论是人们进行数学证明、办案、科学研究等思维时，能够得到正确结论，的科学性思维方法之一。是演绎推理中的一种正确思维的形式 。
三段论简单说就是：
大前提+小前提→结论
举例：
天下的xx鸟都是黑色的，（大前提）
小白是xx鸟，（小前提）
→小白是黑色的。（结论）
摘自《信息简史》：
鲁利亚在不识字与哪怕识一点字的人们之间发现了惊人的差异——不在于他们掌握知识的多少，而在于他们的思维方式。逻辑直接涉及符号系统：万物各属其类，而类各有经抽象和概括而来的属性。但口语文化中的人缺乏范畴的观念，比如几何形状，而范畴这一观念已经成为书面文化中人的第二天性，即使是不识字的个体也是如此。如果给口语文化中的人看圆形或正方形的绘图，他们只会说这个是“盘子、筛子、桶、表盘或月亮”，那个是“镜子、门、房子或杏仁晒板”。他们不可能，或者也不会接受逻辑三段论。当被问及如下一个问题时：在极北之地，那里有雪，所有的熊都是白色的。新地岛位于极北之地，常年积雪。请问，那里的熊是什么颜色的？他们常常会回答：“我不知道，我见过黑色的熊，别的熊我没见过……每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动物。”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哪怕只学过一点点读写的人就会说：“依你所言，那里的熊肯定都是白色的。”依你所言——就这个小短语，反映出来的却是一种境界的提升。现在信息摆脱了个人经验的束缚，而存在于一个个文字当中。口语同样可以传递信息，但它不会像书面文字那样给人带来某种自觉意识。会读写的人将他们对于文字的意识视为完全理所当然，类似的还有相关的一系列机制，如分类、引用和定义等。然而在文字出现以前，这些技术却完全不为人知。鲁利亚曾这样问道：“请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树。”一位农奴回答说：“为什么要解释呀？所有人都知道树是什么，他们不需要我来告诉他们。”“从根本上说，这个农奴说得没错。”翁神父这样评论道，“在原初口语文化中，你没办法驳斥他的说法。要想做到这一点，你只能离开口语文化，而进入书面文化。”从实物到文字、从文字到范畴、从范畴到隐喻和逻辑，这是一段曲折的历程。给树下定义看起来已经不够自然，而如果要定义文字就更加令人手足无措了。并且像定义这样有用的辅助词起初也并不存在，因为一直以来没有这种需求。“在逻辑的童年期，某种思维形式必须先被发明出来，然后人们才会往其中填满内容。”19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作品译者，本杰明·乔伊特如是说。口语必须进一步演化，才能跟得上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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