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觉得他活来活去都是陶渊明的样子。
作为盛唐声名赫赫的诗人、画家、音乐家和政治家，原型人物王维（云起）出身名门，风姿郁美，年少得意，为朝重用，更兼诗乐画三绝，才华为时人称颂。
英雄归家势必受尽磨难，命运若给了一个人满山的宝藏，便要给他长远起伏的上山磨难。在安史之乱中，王维作为前朝名人被抓却未选择以死殉国，反而接受了安禄山的伪职，成为一代降臣。虽然他吃哑药、泻药以称病不出，甚至被关入菩提寺危在一夕，仍然免不了名声有损的失节之嫌——这对中国古代士大夫而言，是难以洗刷的，注定要被钉在历史耻辱墙上的。
历史只会告诉我们：他做了什么。而我好奇的是，他如何说服自己，真能这样去做呢？
作为文臣代表，王维有士大夫的才华、士大夫的气节，也有士大夫的志向、士大夫的妥协，更有士大夫难以言明的心理自洽。因而这部作品集中关心的是：在起伏跌宕的历史大势之中，人物怎么想的？晚年他礼佛修道，归入山水，究竟是豁然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还是无奈的“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
陶渊明，魏晋时期耿介、率真、不与世俗妥协的著名诗人。王、陶同为晚年隐居山水田园的艺术家，一样的志趣高雅，博学颖脱，本该成为高山流水之谊的琴诗知音。
然而二人性情和世界观实乃同中有异。简单来说，一个性平和，因而也软弱；一个重风骨，因而也偏激。
陶渊明以“不为五斗米折腰”而闻名，一心隐逸，不恋世俗繁华。因此，众人爱他，多过王维的不甘寂寞。但“五柳先生”晚年归田园后贫病交加，“躬耕”是因为真的没钱买粮，累及家眷不说，且要不断在诗中自述其高节之志，或是为了说服世人，更要说服自己内心难以压抑的欲望——这一行为是不被王维所赞同的：若你当真看透世情，何必多言？像王维晚年的山水诗，便是诗中无我，唯有山水。或许也由于，他善用积蓄买下辋川别业，衣食无忧，得以潜心艺术。在我看来，王维并非“不当官便不可终日”，而是身为家族长子、自幼丧父、寄居篱下还要照顾母亲弟妹的经历，让他不得不负担累累，没有任性的资本。
因此，王维曾经评价陶渊明的行为是“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即一时的屈辱不能忍，反而招致终身屈辱。毕竟能屈能伸，是与世俗和解的一条路径——王维本人便是这么做的。
数千年后，尽管陶渊明被推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仍有人提出和王维相同的质疑。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以一篇《自我的完美之镜：作为自传的诗歌》对陶诗进行了全面解构，指出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被时人视为写心之作，但自传中的“真实”只是传主为说服读者所刻意凸显的表演：“它遮掩、模糊或者歪曲某些真正、被隐藏的本性。”宇文所安进一步认为，陶渊明在自传诗中刻意塑造的“真实”面目，乃是对庸俗读者的变相嘲讽。此等说法，受到陶渊明拥趸的激烈反对，却仍是不容忽视的另一方视角。“隐逸之宗”究竟是耿介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还是偏激的“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众说纷纭。
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陶渊明身上那股子纯粹自我，或许象征了王维想做却不敢去做的理想人格；而王维终生披戴的入世荣光，或许也是陶渊明想要而不可得的理想人生。
有时候，我们竭力想要逃避的人，正是心底深处另一个不敢面对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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