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大理寺是全国最高法院，审判来自各地的疑难、死刑以及京官的犯法案件。大理寺不仅有审批权，而且还有否决权，有权驳回审判不当的案件。它的职责是重大的，唐太宗从慎刑原则出发，确立了“大理之职，人命所悬，当须妙选”的标准。
贞观元年，唐太宗任命戴胄为大理寺少卿。当时朝廷急需人才，个别士人为了求个官职，不免弄虚作假，谎称“高学历”。后来有一人的身份识破，唐太宗于是下了一道“令其自首，不首者罪至于死”的圣旨，但还是有人顶风作案。应选的柳雄隐瞒了伪造的资历，事后查获，按照皇上旨意要处死柳雄，但是“明习律令”的戴胄据法断为流放。
唐太宗质问戴胄说：“朕已下过不自首则处死刑的敕令，你戴胄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断为流放，是想让天下人知道我言而无信吗？戴胄反驳说：陛下有至高无上的大权，但既然此案已经交付法司审理，我们就要忠于法律，臣不敢亏法。当时《唐律》尚未颁布，依据《武德律》的诈伪律条文来量刑，只能判处徒刑，流放已经是看在“严打”的面子上重判了，断不到判处死刑的地步。“不首者罪置于死”，显然是唐太宗盛怒之下的旨意，不符成文法的规定。
戴胄说君主要立信，国法也要立信，而且国法比圣旨的立信更重要，是“立大信”，于是他谈了立法与立信的关系。国家立法的目的在于司法，才能取信于天下，君主切不可以一时的感情冲动之言，取代国法，否则就失“大信”。
余怒未消的唐太宗还想拿“取信于民”说事，但是听到戴胄一番“小信”与“大信”的言论，也很快意识到自己是一时冲动。虽然已经亮出了君命一言九鼎的底牌，但是他还是收回成命，以法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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