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军成立于1930年7月，是由赣西南地方红色武装合编组建成的主力部队。1930年6月，中共赣西南特委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赣西南地方武装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军，由曾炳春任军长、陈东日任政委。7月初，赣西南特委率领赤卫队会同红六军第一、三纵队准备第七次攻打吉安。为了便于领导和指挥，在吉安县陂头将赣西地方武装第四、十一、二十纵队及东路的第三十纵队改编成第一、二、三、四纵队，以这四个纵队为基础正式组建了红二十军。由于各纵队分散在吉安城周围，所以到攻吉战斗结束后的7月上旬，才在吉安县陂头村正式宣布红二十军成立，由曾炳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委兼军委书记，谢汉昌任政治部主任，刘泽民任参谋长。组建时军部下辖的4个纵队改为团的建制，辖第一七二、一七三、一七四、一七五四个团。
陂头村，红二十军诞生地，也是开国中将、万岁军军长梁兴初、梁必业的故里
红二十军成立后，在军长曾炳春领导和指挥下，立即投入攻打吉安的战斗。1930年8月，中共赣西南特委组织第八次攻打吉安。以红二十军、红军学校和青年干部学校学员为主力，调集10万“精勇工农”配合作战。25至27日，红二十军在吉安城西南郊高沙与敌三天两战，歼国民党军一个营，击溃一个团，俘敌400余人，缴枪100余枝。9月5日，红军主力发起总攻，各路队伍从四面八方向敌军阵地猛冲，两校学员队伍迅速占领了天华山，红二十军和北路赤卫队攻打真君山，以土坦克掩护冲锋，冲到敌铁丝网下，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激战数小时，牺牲二、三百人。9月，红二十军归入红一军团建制，与红三、四、五、十二军一起参加第九次攻打吉安战斗，从袁州、新余一带经吉水，打到吉安北路。10月4日拂晓，毛泽东、朱德亲临真君山前沿指挥。红军和十余万赤、少队员向吉安城发起总攻攻。红四军首先在螺子山开始攻击，接着红二十军、红三军分别在真君山、天华山、神冈山一线打响，赣江东岸的群众武装也同时响应。顿时，遍地红旗招展，军号劲吹，杀声震天。红二十军在真君山开展激烈的争夺战，用火牛阵向敌军阵地猛冲，拿下真君山，积极配合红一军团，一举攻下吉安城。军长曾炳春因功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0月，红军攻克吉安后，红二十军由刘铁超任军长，曾炳春改任政委。
毛主席在《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曰：“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 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 赣江风雪弥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吟诵的就是“九打吉安”这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红二十军也正是在“九打吉安”的过程中，由数支地方武装锤炼成了一支驰骋苏区的主力劲旅！我们将当时湘赣闽苏区的几支主力红军作个比较：
红四军：无可争辩的第一主力，1928年4月朱、毛会师后在井冈山成立，全军兵力约万人，枪3000余支。同年5月整编后下辖4个团及1个教导大队。全军共6000余人。
红五军：1928年7月25日，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后，部队即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红五军军长兼十三师师长，滕代远任军党代表兼师党代表，邓萍任军参谋长。下辖第一、第四、第七团及1个特务连、1个机枪连、1个炮兵连，共约2000人。
红六军：1930年1月18日，中共赣西、湘赣边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江西红军独立第二、三、四、五团与赣西南红军游击队合编为红军第六军。军长黄公略，政委刘士奇（后改为陈毅担任），参谋长陈奇涵，政治部主任毛泽覃。下辖3个纵队，全军共2600余人。
红九军：1930年3月，闽西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将闽西各县赤卫团、队改编为红九军。军长邓毅刚，政委高静山，参谋长郑益，政治部主任陈正。下辖5个团，全军共约3000人，2000多支枪。同年5月，奉党中央指示，红九军番号取消，改称红十二军，军长伍中豪，政委谭震林。
红二十军，由曾炳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委兼军委书记，谢汉昌任政治部主任，刘泽民任参谋长。辖第一七二、一七三、一七四、一七五四个团。全军3000余人，枪2500余支。
可以说，称红二十军为主力部队绝无夸张。遗憾的是，这支成立于1930年7月的苏区劲旅仅仅存在了一年，在1931年7月因“富田事变”而且遭撤编解散。
“富田事变”的前因后果：
AB团，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1926年底，北伐军总部驻地南昌，段锡朋、程天放等人在蒋介石、陈果夫的支持下，在南昌建立“AB反赤团”，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排挤出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控制了省党部的大权，并成立了江西省政府，篡夺了江西省的党政大权，肆无忌惮地在江西各地进行反革命活动。1927年4月，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联合发动“四二暴动”，组织群众围攻AB团控制的国民党省党部，AB团骨干分子大部被抓，其它跟随分子也树倒猴散，销声匿迹。“AB团”被一举摧毁、解体。但是， 因“AB团”以反共著称，当时的中共中央不敢懈怠，根据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清党”、“肃反”的指示，1929年11月13日，向江西省委发出指示信，要求江西省委““积极地扩大反AB团、改组派、第三党的斗争”。
渼陂村二七会议旧址
根据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主办的《同舟共进》2015年刋发的党史研究文章《“富田事变”的前前后后》记载：1930年2月6日至9日，红四军前委和红五、六军军委及赣西特委在吉安县陂头村召开联席会议，史称二七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扩大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地方武装，深入土地革命。会上通过的《赣西南土地法》明确规定，“分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二七会议，对于推动赣西南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及巩固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但这次会议对于后来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也产生了某些消极影响。在这次会议上，红四军前委作出越权决定，开除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即张怀万）的党籍，请求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西省委批准。会议还作出决定，将原赣西南一些地方武装的主要领导人郭士俊、罗万、刘秀启、郭象贤四人，作为“四大党官”予以枪毙。赣西南党内斗争乱打乱杀的先例由此开启。1930年5月，在江西省委的指令下，赣西南特委大动干戈，在赣西南苏区掀起了一场错误的整肃AB团的运动，苏区党政机关内一大批地富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工作消极”、“表现不好”的、说过牢骚怪话、与领导有不同看法、产生过争论的、甚至吃过馆子、谈过恋爱的干部，都被打成了“AB团”分子，苏区一时人人自危、草木皆兵。
1930年11月底，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在宁都被当作“AB团”首要分子被逮捕。李文林是东固红色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东固与井冈山隔赣江相望，所以东固根据地人称“东井冈”。毛泽东在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曾将东固红色根据地喻为“李文林式”的红色割据，与“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并驾齐驱，大加赞许。李文林被捕，赣西南苏区一片惊愕和哗然。
12月3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携总前委致省行委的信，率红十二军一个连去江西省行委、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驻地富田镇，整肃赣西南党政机关和红二十军中的“AB团”。信中指示：“特派李韶九同志率兵一连代表总前委及工农革命委员会帮助省委省苏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总前委致省行委信》1930年12月3日，《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据“东固革命根据地博物馆”资料记载：12月7日下午，李韶九到富田后，以钦差大臣自居，立即率兵包围了省行委，逮捕了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省苏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财政部长周冕、省苏秘书长马铭等8人，随即严刑审讯。第二天，李韶九又根据段良弼和李白芳的口供，从省苏维埃政府等组织内抓了10个人，并施以同样的酷刑逼其承认是AB团。仅仅两天，被李韶九抓捕关在富田的“AB团”分子达120余人。许多被抓之人怕受皮肉之苦，屈打成招，承认自己是“AB团”分子，有的还诬供出李文林、丛允中(省行委常委、赣南行委书记)、刘敌(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等是“AB团首领”、“总团长”、“分团长”等。
富田镇诚敬堂，当年关押“AB”团的地方
12月9日，李韶九率红十二军一个排，从富田直奔红二十军军部驻地东固。由于有人招供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是“AB团”首领人物，李韶九立即召见刘敌。刘敌当时正在兴国、泰和边境前线，接到命令后率领第一营于11日匆匆返回东固。
李韶九与刘敌都是湖南人，还是小同乡，而且在江西红二团共过事。所以，当刘敌用家乡话对李韶九表态要永远跟着李干革命后，李韶九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谈话后派人将刘敌送回第一七四团一营营部。刘敌回到部队后与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召开秘密会议，认为李韶九来肃AB团是一个大阴谋，决定写信让他来开会，趁机将其扣留，逼其讲出阴谋。张兴听说李文林和在家养病的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都被怀疑为AB团，当即前往东固军部质问李韶九，结果一去即被扣押。刘敌闻讯后率一七四团一营将军部包围，释放了被李韶九带来东固的谢汉昌等所谓AB团分子，李韶九闻风而逃。当天晚上，刘敌与谢汉昌又率部赶到富田，包围江西省行委，收缴了看守人员的枪械，释放了被关押的近百名所谓AB团犯人。这就是史上著名的富田事变。（以上录自“东固革命根椐地博物馆”记载）
开国第一上将肖克曾说过：“为什么发生富田事变，主要原因就是乱打乱杀AB团，引起矛盾激化……甚至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下，矛盾一触即发。”（《萧克同志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之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李韶九在肃反中乱打乱杀，不仅引发红军官兵的极大反感和抵触，也引起了中央的注意。1931年7月后，李韶九被免去红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任、政治保卫局长之职，留党察看六个月。1932年1月2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过去错误的决议》，认为李韶九“在肃反工作中所做的严重错误，一般的是在党当时错误的领导之下造成的，而他加以扩大，甚至违背上级的决定去独断独行，以致形成极错误的肃反中心论”。
而邓小平同志在当年对事变的发生，有过更全面和深刻的分析：“过去总前委与省行委向来有冲突，如对军阀混战的分析，引敌深入的战术，开除刘士奇等问题，省行委常骂总前委是右倾，总前委常指省行委中有AB团的作用，故有富田事件之爆发。”（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党的文献》1989年第3期）
12月13日，事变领导人率红二十军从富田横渡赣江到达河西的永阳镇，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原一七二团团长萧大鹏被推举为代理军长。
“富田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作出了富田事变是“反革命事件”的最终定性。1931年3月2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严令“红军二十军的指挥部，应使全军回到整个红军的系统中来，并须毫无抵抗的执行红军总司令部的一切命令，它如果不这样办，应无情的与它作武装斗争”。
而此时，红二十军还在河西英勇战斗，短短数月，先后取得“永阳大捷”、“横江大捷”和“安福大捷”。4月4日，红二十军攻打吉安重镇永阳，此地驻有国民党罗霖师一个旅，战斗十分激烈。红二十军在湘赣独立师的配合下，将守敌一个旅和一个炮兵团击溃，俘敌几十名，缴枪几百支，占领了永阳镇。永阳大捷后没几天，肖大鹏听说敌人一个团来到横江渡，又率领红二十军不顾疲劳，连续作战，奔袭横江，将敌军一个正规团冲得七零八落，死伤无数。最终，俘虏几百名敌人，缴获几百支枪，残敌仓皇沿禾河逃向吉安。
第二次反“围剿”开始后，红二十军根据上级的指示，归属河西红军总指挥部，和红七军、湘赣独立一师在廖塘桥战役中，两面夹击，歼灭驻安福的韩德勤部一个团，缴枪千余支，俘敌数百人。安福大捷后，三军乘胜挥师茶陵、攸县、安仁、酃县、直挺遂川，连克五县，军威大振。
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扭转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看法和决定。
1931年4、5月间，应邀从河西来到苏区中央局检讨错误、解决问题的“富田事变”领导人刘敌、李白芳、金万邦、丛允中、谢汉昌等，在苏区中央局驻地宁都青塘被拘捕，随后被相继处决。因在家养伤与“富田事变”毫无牵连、并受苏区中央局委托过河西动员事变领导人同中央局协商解决问题的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也于翌年5月在公略县被当作“AB团首领”处决。与此同时，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在万泰县被当作“AB团要犯”处决。
1931年7月中旬，奉苏区中央局、总前委和红军总部的指令，一直在河西坚持游击斗争的红二十军，在代理军长萧大鹏率领下，同广西“百色起义”后进入中央苏区的红七军一起，从吉安永阳等地出发，经遂川草林、南康唐江等地，从赣县江口渡江，到达于都桥头地区，准备参加第三次反“围剿”。
1931年7月23日，红军总部派来的一个警卫连，以对红二十军实行“整编”为名，通知红二十军副排以上干部到于都东北部的平头寨祠堂“开会”，实为逮捕。随后，红二十军从军长萧大鹏以下到副排以上军官全部被押到谢田河滩，以“AB团分子”的罪名，遭到处决。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403页记载：红二十军200余名军官在平头寨被错杀。红二十军士兵2000余人，被分散编入红七军和红十二军。红二十军这支战功卓著的苏区劲旅从此不复存在，令人扼腕痛惜！
平头寨祠堂，今于都县平安村
1955年，全军首次大授衔中，有一名将军，来自红二十军，他就是开国少将李铨。
据《吉安县志》载：李铨，吉安县万福镇人，1912年出生，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军，参加了九打吉安战斗。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任红二十军一七三团连指导员。1931年“富田事变”后，被编入湘赣独立一师一团，任干事。后任红六军团十七师四十九团政治处技术书记、没收委员会主任，十七师特务团副政委、政委，十八师政治部主任、教导团政委。抗战开始后，李铨任三五九旅七一八团政委，三五九旅副政委。解放战争中，先后任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解放旅旅长兼政委，解放军第二军第五师政委。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后，李铨调任二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1954年改任伊犁军区政委兼区委书记，后任新疆军区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68年逝世，享年56岁。
红二十军另一名幸免于难的连职干部叫谢象晃，1908年11月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崇贤乡崇贤村，1929年6月参加红军，时任红二十军一七二团连长。他是红二十军幸存者之一，亲历了长征、抗战和解放战争，建国后历任中南军区荣军管理总局局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局第一副局长、江西省民政厅厅长，江西省第五、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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