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0年，最后一个希腊化王国托勒密埃及被罗马人征服，希腊化时代宣告结束。基督教在罗马取得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后，发展了古典文化中非理性的一面，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神秘主义的成分被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被用来论证基督教神学的合法地位，古典时代的希腊历史、哲学、戏剧虽未被完全遗忘，某些时候还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多被基督教神学笼罩，难有真正的研究。
一、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
近代对古典世界的兴趣始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文主义者们搬出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对抗中世纪的神学教条，因此竭尽所能搜寻古典著作和古典时代的遗物。
15世纪以后文艺复兴的浪潮扩及法国、德国与英国等西欧其他国家。
大学者斯卡利泽（J.J.Scaliger）在古代年代学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奠定了近代世界关于古典世界年代学体系的基础。在英国，希腊文成为上流社会必须学习的语言之一。
启蒙运动时期又被称为理性主义时代。启蒙思想家们高举理性主义的旗帜，批判一切，怀疑一切，并且承认历史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这些时代特点大大影响了人们对古典世界的认识。
二、19世纪到20世纪初西欧的古希腊史研究
19世纪有时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就古代希腊史研究来说尤然。
19世纪上半期古史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地区是德国，首先必须提到的是沃尔夫（F.A.Wolf）。沃尔夫曾师从著名古典学家海纳（H.Heine），年仅24岁便担任哈勒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教授，在该校任教达23年之久。1795年，他出版了其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荷马史诗导论》，系统地阐述了他关于荷马史诗的作者、内部结构、统一性等问题的观点。
19世纪上半期德国最伟大的古希腊史学者无疑是博克。他最有影响的著作是《雅典国家经济》，致力于从日常生活中展示雅典的面貌，讨论了雅典国家的公私收入、生活必需品价格、内外贸易等许多重要问题，开古代经济史研究之先河。他关于雅典海军管理、古代世界度量衡的著作同样具有开创意义。
博克的门生穆勒聪慧早熟，年仅20岁就出版了有关埃吉那历史与地理的专著。穆勒对希腊史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对神话材料的运用和亲多里安人倾向。
克的另一门生德罗伊森对古希腊史研究也曾做出重大贡献，他研究了希腊历史上当时最受忽视、也是最模糊不清的时期——从马其顿亚历山大东侵到罗马征服东地中海止的希腊史，认为这一时期是希腊古典文化不断与东方文化融合、蜕化、衰落的时代。
19世纪上半期的英国正处在人民民主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对希腊史的兴趣远远超过罗马史。
早在1786年，苏格兰皇家御用史家吉利斯（John Gillies）就出版了一部名为《古代希腊——殖民地及其征服的历史》（The History of Greece, Its Colonies, and Conquests）的著作，且在欧洲大陆与英伦三岛风靡一时；1784—1810年，英国学者米特福德又出版了八卷本的《希腊史》（History ofGreece），此为近代第一部较系统的综合性《希腊史》。
格罗特本是英国的银行家，但对学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政治上他是个地道的激进派、民主政治的崇拜者。从1846年开始，他在10年中先后推出其十二卷的《希腊史》。他认为希腊的信史只能从公元前776年的第一届奥林匹克赛会算起。就信史时期而言，格罗特关注的是雅典民主的兴起、发展与衰亡，为古典时代的雅典民主辩护又是全书的核心。针对米特福德等人对雅典民主的批评，格罗特广泛收集了从古代到近代欧洲历史的资料，将它们有机地组合起来，写成了一篇雅典民主有力的辩护词。在他的笔下，雅典人所做出的决定大体是有道理而且正确的，克里昂等被称为“煽动家”的人物不过是忠诚的反对派。他关于智者派与雅典民主关系的论述，至今仍为学者们称道。
19世纪后期是欧美古希腊史研究取得大发展的时期，德国学术仍保持某种程度的领先地位。在考古学方面，德国学者科修斯指导了对奥林匹亚地区的发掘。该地在古典时代晚期曾遭洪水袭击，使大量文物深埋地下。德国考古队在普鲁士王室的支持下，在这里从事了长时间的发掘，获得了大量雕像、钱币、铭文及其他实物。
从1870年开始，商人出身的业余考古学者谢里曼先在小亚细亚原特洛伊旧址，后又在希腊大陆的迈锡尼、奥科美那斯（Orchomenos）以及希腊西北的伊大卡（Ithaca）等地进行范围广泛的考古发掘活动，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发现，荷马所描写的多金的迈锡尼、普里阿摩斯（Priamos）的宝藏等看似荒诞不经的传闻，都因谢里曼的发掘而有了某种根据，从而在西欧引起轰动。
20世纪初年伊文思在克里特的发掘找到了传说中的米诺斯王宫，把希腊文明史进一步上推，其意义不亚于谢里曼在特洛伊、迈锡尼等地的发掘成果。英国考古队在埃及的考古活动也取得重大成就，尤其是在埃及发现了大批纸草文献，其中包括据说出自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以及大量官方、私人文献，大大丰富了希腊史的资料，并促进了古史研究的一门新学科——纸草文献学的诞生。
19世纪德国最著名的古希腊史学家是科修斯，他曾任普鲁士皇子腓特烈·威廉（Frederick William）的老师，指导过奥林匹亚的发掘，多次在希腊从事学术考察，擅长历史地理。他的两卷本的《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os）、一卷本的《雅典》（Atlas von Athen）都是卓有建树的历史地理专著。但使他名扬全欧的是他的《希腊史》（Griechische Geschichte）。如果说对格罗特来说希腊意味着民主，对科修斯来说，希腊则意味着优美的风景与繁荣的文化。该书文笔优美，叙述带有婉约派色彩。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德国希腊史研究最为繁荣的时期，曾在意大利任教的霍莫（A.Holm）出版了四卷本的《希腊史》（Griechische Geschichte），在观点上他大体追随格罗特，对雅典民主持肯定态度。该书后虽被译成英文出版，但行销不广，反不如其《西西里史》（Geschichte Siziliens des Altertums）影响大。与霍莫大体同时且同在意大利任教的贝洛赫影响更大。他是古史现代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四卷本的《希腊史》因富于见解而为西方学者所重，是少数20世纪初出版却迄今仍未被取代的希腊史著作之一。
在19世纪末欧洲的古史研究中，迈耶（E.Meyer）无疑是个权威人物，他虽未写过系统的希腊史著作，但其一系列论著给希腊史研究以巨大影响。他关于古代经济发展的长篇论文着眼于与经济学家布彻尔（Karl Bücher）论战，把古代希腊史与近代西欧史等同看待，认为古代希腊同样经历了它的古代、中世纪和近代，同样有工业革命、无产阶级。这些看法经贝洛赫、罗斯托夫采夫等人发展，成为现代西方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派——古史现代化派，其影响至今犹存。迈耶的名作《古代史》首次尝试对古代地中海地区的文明做综合考察，力图阐明古代埃及、西亚文明与希腊文明的关系及其影响，认为近东与地中海地区的各个民族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大的文化群，如东方的、东方-希腊的、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是地中海地区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这些看法无疑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打击了那种把希腊文明孤立出来、把希腊文明无限理想化的倾向。
拿破仑三世的教育大臣杜里伊（V.Duruy）在近代法国的教育改革中起过重要作用，还是个有精深造诣的古史学家，其《希腊史》（Histoire des grecs）把古典时代的雅典描绘成社会进步、思想自由、工商业发达、政治民主的理想国家。
三、20世纪西方的古希腊史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美学者除继续在雅典、克里特等地从事考古发掘外，还开辟了一些新的考古场所，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布列根领导的对派洛斯，和罗斯托夫采夫领导的对杜拉—欧罗波斯（Dura-Europos）的发掘。布列根先是重新系统发掘了特洛伊，确定了荷马的特洛伊的地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他率领的美国考古队找到了传说中的涅斯托尔（Nestor）的王宫，揭示出青铜时代美西尼亚地区的文明遗址。尤其重要的是，布列根在派洛斯发现了大量线形文字B泥版文书，它们经仔细清理、登记后被运往雅典，并陆续公布，给线形文字研究以极大推动。
罗斯托夫采夫在杜拉—欧罗波斯的发掘同样具有重大意义。该城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原为马其顿老兵的殖民地，后成为塞琉古王国的重要城市，罗马人、帕提亚人先后占据过它，拥有丰富的文化遗存，对研究西亚地区的希腊化、罗马化程度具有重大意义，被称为“东方的庞贝”。在罗斯托夫采夫指导下发表的有关该城考古的大量报告已成为研究希腊化史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武雷（Sir Leonard Woolley）在叙利亚地区发掘了阿尔明那（Al Mina），揭开了希腊与西亚关系研究新的一页。英国学者亨特（A.S. Hunt）、格林菲尔（B.Grenfell）等人整理、公布了他们在埃及发现的大批纸草文献，使世界上的纸草文献总量几乎增加了一倍。
大量新材料的出现极大地推进了古希腊史研究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英国古史学界最大的成就之一是编纂集体著作《剑桥古代史》。该书从第二卷就开始涉及希腊史，第三到第六卷主要是古风、古典与希腊化时代的希腊史，其执笔者如伯里、阿德可克（F.E.Adcock）等人，都是卓有建树的古史学家，从而保证了该书在当时学术界的权威地位，一经出版就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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