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说过：现代科学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个是形式逻辑公理体系，一个是系统设计的实验验证。
虽然很不愿承认，但我们中国古代是没有这样的学术习惯的。形式逻辑的精髓就是讲道理，就是严密的论证。每一个观点都必须严密的论证。这个严密体现在一是遵守逻辑规则，一是公开接受他人的检验。有人（如清华大学科学系教授）反思中国与希腊的历史，认为中国没有平等和自由的概念，所以也没能发展出逻辑和实验验证的学术传统。
但到了现在，我们是没有理由继续这样讨论问题的。
看看网上，不管是青年还是老年，都有很多在这方面糊涂的人。他们要么谩骂，要么自说自话，还自以为讲道理得很，理直气壮得很。完全不知道，讲道理必须有双方共同承认的规则，对语词的定义要一致，要允许对方发言，要承认自己有可能犯错，对错的标准是看论证的严密与否。总之，对西方这套实践证明正确的学术规则完全不懂不遵循。即便有心学，耗尽几十年心血犹有可能一无所获，何况根本胡扯一气。
自民国大师提出整理国故以来，差不多一百年了，我们在整理传统文化上究竟取得了多少成绩呢？老实说，是很糟糕的。仅看阳明先生的心学研究就知道。中国的学术界本来是希望所在，但是我们那个可怕的科研管理系统，逼着学者们不停写论文，不停研究新问题。哪里顾得上精雕细刻，几十年如一日专研，直到在某个问题上完全清楚，以后任何人不再在这个问题上重复劳动。我们现在的科研管理实际上在做一个可怕的破坏者的工作。现在的研究悲观地说，是所有的领域都有人研究，但所有的领域都浅尝辄止，说不清楚，道不明白，偏偏还有若干人以此混的光鲜亮丽，有的人为之五体投地。
看看简书上，各种论坛上，心学被好些人吹得神乎其神。但单是这个“良知”，好些人就没有弄明白。这个概念不弄清楚，或不尝试以西方的那种学术标准弄清楚，后面无论写得多么吸引人，都是沙滩上的建筑，随时可能坍塌的。实际上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理解西方学术的精髓。笛卡尔就说，我们应该把知识的基础建立在磐石上，不能建立在沙滩上。所谓的知识的磐石，前面已经讲过，就是实践验证过，形式逻辑论证过。没有这样的磐石，这样的基础，吵吵闹闹有什么意思呢？
或许有人会关注一眼，提一个问题：那么你以前写的那些个文章有意义吗？老实说，有价值有意义的不多。因为这些文章试图一举说出很多真理，解决很多问题，恰恰犯了笛卡尔在《引导心智的规则》里面讲的，不要高估理智一时的能力，也不要低估理智长期可能取得的成绩。
但是近期，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是力图建立这样的系统的。
从另一个角度讲，形式逻辑系统也是最好的整理知识的方式。
很多人说，思维导图，金字塔，等等。老实说，这些笔者也试过，但这些方式不过是在阅读一篇文章中有用。真正用来进行深层次的知识就不行了。要真正进行深层次的，一劳永逸的，或搭起有用框架，开辟有用路径，让今人有小贡献，后人有小贡献，后后人享受知识的大收获的这样一种知识探索之路，还是只有笛卡尔的那条路。
虽然有人说，笛卡尔用这种方法写出来的关于血液论文完全就是笑话。可是他开辟的这条路能让后人能评价其错误，并在此基础上走另一条路，从而取得辉煌的成就。对比我们，不说远的中医，就说民国一百年来，我们取得多少成绩？以心学为例，民国时梁启超就研究过，研究透了吗？以大家佩服的冯友兰先生为例，他说良知在心理学上得不到证明，现在这些学者有谁认真论证过良知存不存在呢？满天下的宣传良知，大家却依然糊里糊涂。要真正按照学术的规范去做，就应当严密的论证良知或存在，或不存在。前人做了一些事，今人毫不在乎，或很难系统看到这些成果，或不能老老实实证实或证伪前人的成果，一步步的往前走。
结果，就是现在的局面，一百年之后，对中医无定论，对心学无定论，对一切传统文化知识无定论。无定论就意味着我们、我们的后人、后人的后人还要在这些问题上花精力和时间，这就像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研究四则运算，到头儿我们也只会四则运算。
其实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是组织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过系统的评判的。去翻翻以前的教科书就知道。但是，现在看来都偏左。有些已经在新教材中无形的否定了。比如，心学。是被定义为唯心主义的反动哲学的。
为什么不面对这些前人的心血，进行再次评判？因为政治的原因？
学界是不能以这个为借口的。我的意思是说，即便政治气氛不同，我们也要从学理上讲，当时在哪个地方说错了。就本人看到的教科书而言，其推理是严谨的，是有根据，按逻辑规则，论点是有论据的，至少比现在的小年轻或知识商人们要有学术道德得多。
以真诚的心，真诚的犯的错，要再以真诚的心去纠正，我们才能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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