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故事人物篇——潮州前八贤（吴复古）

吴复古少即天资聪颖，勤读书史，精通经典。他论说谨严不苟，性清情逸，大词家天章阁待制李师中少负盛名，人称神童，豪放倨傲，很少服人，唯独对吴复古十分景仰，曾为之题书：“白云在天，引领何及。”吴复古从小恬静而豪放，任侠好义，“急人缓己，忘其渴饥。道路是家，惟义是归”。一如苏轼所赞：“子昔少年时，气盖闾里侠。自言似剧孟，叩门知缓急。”吴复古虽饱读经史，且“遍交公卿”，但却无意于仕途。他本可以以嫡子的身份承袭父荫，却固辞不受，将袭职让于庶兄吴慈翁，使之授国子监教授。

但是，吴复古终于还是以道德文章显著而被举荐为孝廉，并得到宋神宗的召见，授以皇宫教授之职。为此，吴复古一时名重朝野，巨卿鸿儒如司马光、韩琦、苏轼、苏辙、李师中等等，都为之倾心致腹，愿与交好。然而吴复古清逸成性，志在山水，淡薄功名，不久即以“孝养”为由，上表辞职。宋神宗也嘉许其孝心，准其所请，并特赐他“远游先生”之称号。

综观吴复古的一生，最可称道的当推与苏轼的交谊。吴复古的父亲任翰林侍讲时即与苏轼相知。苏轼在《与吴子野书》中就说过这一情况：“少在册府，尝及接见先侍讲之下风。死生契阔，俯仰一世。”此后，苏轼又从李师中的介绍中了解到吴复古的为人而诗书往来，神交多年。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自密州改任徐州，经青州赴济南，与吴复古首次会面。苏轼在惠州时曾在给复古之子吴芘仲的《答吴秀才书》中说过：“子野一见仆，便谕出世法。”“虽未能行，然喜诵其言，盖尝作《问养生》一篇，为子野出也。”可知两人第一次晤谈，尽在于探研养生之道。吴复古的“出世法”，既不同于仙家的求长生不老，也不同于道士的炼丹服药，显见是另一种无为的超脱的精神境界。在那政治斗争日趋激烈的时刻，吴复古的主张自有其独到之处。只是苏轼面对新法弊病，还想有所作为而对其持“保留”态度，但十分赞赏吴复古的养生沦。据说苏轼还为此留下一法帖。此后，苏轼被贬黄州，复古常去信慰问，交流诗文、墓铭、字画，并于元丰六年(1083年)，赴黄州探询。惜苏轼“病方甚，不尽款而行”。这是苏吴的第二次会见。

元祐五年(1090年)，王滁知潮州，倡修韩祠，请苏轼作庙碑文。苏轼撰后，寄信给王滁，不厌其烦地述说自己设计的碑样，并郑重地交代“若公已替，即告封此简与吴道士勾当也”；“子野诚有过人，公能礼之甚善”。同时，还另修一函《与子野论韩碑书》。书中有谓“云潮人虽小民亦知礼义，信如子野言也”。可见苏对吴是相当信任的。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任定州太守。吴复古抵京师再会苏轼。苏在《与参寥书》中曾谈及此事：“吴子野至……某来日出城赴定州。”这是苏吴的第三次会见。第二年苏轼罢定州责知英州军州事。吴复古又赶到真定、扬州间与苏轼作别。苏以《吴子野将出家，赠以扇山枕屏》一诗写赠。这是苏吴的第四次会见。对此，苏轼在给芘仲的信中也曾谈及：“过真、扬间，见子野，无一语及得丧休戚事。”

吴复古之所以深得苏轼的景仰推崇，交谊深厚，这首先是在于他的旷世情怀感染了苏轼，特别是苏轼在遭受一贬再贬的政治磨难之中，得到了吴复古的道家理念的启示，领悟到其放荡形骸的性格和放逸的生活态度，以至深得其积渐而进，顺其自然的“和”与“安”之理。这在苏轼患难之中，寻得精神慰藉而泰然处世，的确不无裨益。还必须指出，吴复古虽筑庵出家，但却不迷于长生之术，更视炼丹服药为土苴，而陶然于山水之中，这种“出世法”是苏轼所可接受的。在这一基础上苏吴所建立起来的交谊，就有着共同的生活志趣，共同的文化艺术爱好。正是这种文化精神上的相通，连系着苏吴的真挚情谊。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冬，苏轼遇赦归北，时96岁高龄的复古公，念及东坡情义，决意为之送行，自番禺（今广州）追至清远峡时，因年老体弱，受寒染病，一病不起，于翌年农历四月十三日病逝于归途。苏轼在四川惊闻噩耗，无比感伤，挥泪写下祭文：“子野道与世违，寂然自守……遍交公卿，靡所求希，急人缓己，忘其渴饥，道路为家，惟义是归，卒老于行，终不自非……”一尽哀悼之情。

吴复古夫妇墓位于潮阳区金灶镇金沟村麻田山，是潮阳古八景之一，麻田山前远望榕江蜿蜒如练，山峰左右罗列，有“九龙吐珠”之称。该墓建于北宋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距今已有近914年历史，坐西南向东北，墓前宽13.9米，进深16.09米，占地面积350平方米。该墓为三进台阶式，三碑夹墓碑，碑文为“望祖皇宫教授，考赐号远游先生，崇祀乡贤复古吴公，妣诰封夫人贞阃许氏墓”。墓前管柱联5幅，分别是楷、行、草、篆、隶书。

吴复古夫妇墓是一处不可多得、颇具特色、建造风格独特的“钦赐御葬”古墓。2014年10月10日，经汕头市人民政府批准，被公布为汕头市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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