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21日，日本《读卖新闻》记者清水嘉健发表了一篇中国住宅状况的调查，因其“善意的批评，中肯的建议”，次年就被收入新华出版社结集出版的《中国见闻》一书。
该调查客观呈现了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起步阶段的住宅问题，今天看来，很有一点史料价值。
在清水嘉健眼中，1979年的中国在加紧建设国家的同时，也尽力兴建住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都在郊区接连不断地建设大住宅区，但由于人口严重过剩，住宅还是供不应求。
在北京，如果离开繁华的大街走进小巷，即可看到到处都是陈旧的砖瓦结构的房屋，密密层层，连接不断。即使在上海，也只有在市中心大街的两侧矗立着留有昔日国际城市遗迹的高楼大厦，而离开中心街道，则是快要倒塌了的破旧不堪的住宅。
1979年，上海棚户区鸟瞰图
清水嘉健在上海采访了有16000户（61000人）的住宅区天山新村和金山联合企业里面的工人住宅区，这是当时最好的住宅区了，人口平均居住面积只有5平方米多。他在文章中写道：“中国工人的住房，长方形的房间是中心，里面摆着床，所以房间更显狭窄，建造也颇粗糙。并且，在设计为两间一套或三间一套的住房中，很多是住两到三户居民，存在着不隔音的问题。两、三户居民共用一个厨房或厕所的情况很普遍，在质量方面也落后。”
上海市负责接待采访的官员表示，在1979年，“住在市内住宅区的人是总人数（550万人）的四分之一。”这意味着，其余四分之三的大多数人仍然住在解放前那种狭窄、陈旧、不方便的住宅里面。
当然，上海在1979年计划建造436万平方米的住宅区——在离市中心10公里左右的地区建设小型的新住宅区，再在30至70公里左右的地区如金山、宝山等处建设规模更大的住宅区，以期分散人口。
北京也开始建造住宅了，清水嘉健注意到，前门东西的大街上有30多栋10至15层的高层住宅即将竣工。东郊也在修建大住宅区。北京方面的设想是：把古老的城墙和小巷里的陈旧房屋陆续拆除，沿着城墙的原址修建环形路。
“中国原则上承认个人拥有住宅。”清水嘉健写道：“但是，有私人房产的人极少。其情况是没有房子的城市工人向自己所在工厂和团体提出申请，等待分配。”
通过采访，清水嘉健了解到中国式分房：“当然，有一个先后顺序问题。一般的情况是，三代同堂的家庭以及和13岁（女儿）或15岁（儿子）以上的孩子们住在一起的家庭，优先予以分配。”
“新婚夫妇也有优先权。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一般都给一间面积12平方米的住房。”
清水嘉健对房租之便宜大为惊叹，他写道：“中国的情况是日本所不能相比的。每月为3至5元左右。30岁以上的男工人月工资为50至60元，而且中国又几乎都是双职工家庭，所以，可以说房租不到收入的百分之五。”
最后，他认为，解决住房的数量问题是燃眉之急，但要求提高住房质量的呼声势头更大更强。
本文作者是生姜乌梅，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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