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看看。”沃兰德伸出手，掌心朝上。
“不幸的是，我无法拿给你看。”大师说，“我早把它扔进壁炉烧毁了。”
“对不起，这我可不信，”沃兰德回答说，“这不可能，手稿是烧不毁的。”他转向别格莫特说：“喂，别格莫特，把小说拿过来吧！”
——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
早逝的作家多伊夫伯·列文，最后一个先锋派文学团体——真实艺术协会成员，俄罗斯先锋派文学最短的脚注之一，未完成小说《忒奥克里托斯的冒险》的作者（除了两三本简短的回忆录提到过，没有证据证明小说的存在），喜欢读易卜生、莎士比亚、汉姆生和普日贝谢夫斯基，散文作家、儿童作家（喜马拉雅山的熊，把自己像只老鼠一样封存在儿童文学中），“利用悲惨的命运把自己和自己的作品走私进了俄罗斯文学史”的人。
伊琳娜·菲利斯为这位非著名作家写了一本传记，告诉我们他的死后出名更多要归功于其人作品的缺席，而不是在场。用迪姆希茨的话说，列文这个“被遗忘的真实艺术协会的成员”成了所有成员中“最被忽视”的人，但这保证了他在俄罗斯文学中拥有稳定的前景，尽管听起来这是一个悖论。“手稿是烧不毁的！”沃兰德在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中如此宣称。是否相信取决于我们自己。唯一不能燃烧的东西是一部手稿的缺席。如果我们拿永恒做赌注，那么，一个东西的缺席，或许比它的在场更有可能取得胜利。
所以这个故事或者文学八卦讲述的主题是缺席。
“山鲁亚尔国王是山鲁佐德的听众，她的指定行刑者、她的征用人、她厌女的指挥官、她的折磨者。他不是作为一个文艺美学的调停人而存在的。他像个孩子一样无关善恶，听故事的渴望驱策着他的行动。他推迟山鲁佐德的死期，只是为了能听到她下一期的故事。山鲁佐德讲故事是因为她不得不讲，通过讲故事的艺术，她延迟了自己死亡的时刻。剑高悬于她头顶。当然，许多俄罗斯先锋派作家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们的作品，也在于他们对风险的拥抱，在于他们头顶悬着的剑，在于他们对剑的恐惧。”列文说：“一切都结束了！世界上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对死亡的恐惧，对生活的恐惧，对无关紧要之事的恐惧，对恐惧的恐惧，对一切的恐惧⋯⋯恐惧像有毒的臭虫一样蚕食着多伊夫伯·列文的心灵，就像对俄罗斯先锋派中的那些伟大人物一样，“几乎没有一个能活到五十岁：伊萨克·巴别尔死时四十六岁，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死时四十九岁，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死时四十七岁，鲍里斯·皮利尼亚克死时四十五岁，玛丽亚·茨维塔耶娃四十九岁自杀，谢尔盖·叶赛宁死时三十岁，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在活到关键性的三十七岁之前就自尽了。”
备受诟病的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那样建议当权者：要让人们时刻感受到威胁和恐惧，但并不真的将这种东西用在他们身上。因为想象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比现实中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更加让人畏惧，更加难以喘息，这是缺席的力量。缺席让我们在思维中重构事实、幻觉、判断、想象，加重已有的或从未曾有过的感受——恐惧的、震惊的、遗憾的、狂喜的、悖谬的、疯癫的⋯⋯
我们无法置身星舰的发射现场，经历震耳欲聋的猛禽发动机的吼叫和狂暴，经历近在眼前的炙热、爆炸、光芒、人群的欢呼和叹息，我们以缺席的方式参与马斯克的壮举，在这一点上我们要胜过那些美国人，由于不能从感性的层面于是我们更加从激情、理性、精神、玄想的层面为人类的壮举而欢呼，在那一刻——无论是失败的时刻还是片刻成功的时刻——我们仿佛和马斯克及所有的参与者融为一体，对未来充满希望，尽管现实某些时候将我们打得一败涂地。这是缺席的力量。
视频中，苹果最大的亚洲旗舰店在上海开业，人们纷纷赶来参与盛宴。一位大妈在人群中怒斥喜欢苹果的人，人群呈现出惊愕。有人问她：“知道苹果每年为中国带来多少就业岗位么？”“我们不需要！我们就爱华为！你们都是卖国贼！崇洋媚外！⋯⋯（此处省略一万字）”大妈戴着口罩，仿佛由咆哮的怒火而非肉体组成。可能有那么一会儿没人说话，直到一句“NB”飘荡在空气中，于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NB”。“对，我就是NB！我就是NB！”大妈自豪地说。直到有人闯入镜头，试图平息“纷争”。对，这也是缺席的力量，我们比那些在场的人更加无可奈何。错了，可能是有些人感到无可奈何，有些人无动于衷，有些人欣喜若狂（终于有人挺身而出了），有些人暗自发笑。有些人扔掉手中的笔——再怎么做都无济于事，世界太tmd疯狂了；有些人把笔握得更紧了——世界再怎么疯狂都无法越过我的疯狂，以疯狂对抗“疯狂”，以情感对抗“情感”，以理性对抗“理性”，以野蛮对抗“野蛮”。无论如何，我们比那些在场的人更加在场。易中天说：“什么亡我之心不死，我看是神经病。”
动物们召开森林大会，老虎缺席是因为它已经不想再装了，要么听我的，乖乖当好弱者或者奴隶的角色，要么接受死亡。有时候，侵略者不但要占领土地，还要攻占文化、心灵、空的空间，亡国者面临着母语的缺席（日占区的韩国、台湾）。他们被迫说着敌人的语言，但不可言说的事物、思想在心灵的大海中咆哮，制造泛着白沫的交响曲，冲向低矮的天际；但宿主面目平静、不发一言，如常生活，甚至比生活所能够容忍的更加猥琐和低俗，戴上面具意味着安全，也意味着缺席的将永不缺席。我们只能在电影、小说、历史碎片中感受韩国曾经的民主运动，看过《出租车司机》的朋友都能够“缺席”感受到，一个人们眼中最猥琐不堪的男人在邪恶面前都纯洁如天使、善良如小孩、勇敢如大卫。未曾置身其中的灾难现场、战争的坑道和弹坑、书中的故事、未曾演奏却在脑中萦绕的的音乐（在《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跑到监狱广播室播放《费加罗的婚礼》，将缺席转变为在场）、故去的亲人——当我们教化子女或深重的悲痛或巨大的幸福时刻⋯⋯缺席简直比在场还要在场。
如同在故事中的俄罗斯，莫斯科充满“怪人、梦想家、骗子、妥协者、告密者、无赖、天才、疯子、酒鬼、小气鬼和亡命之徒”，他们的缺席或在场仅仅是为痛苦、艰难、荒谬的官僚主义日常生活增添几抹亮色。外币是通往更好生活的门票，但除非付出“情感方面的、性方面的、道德方面的，有时甚至是经济方面的”代价，否则人们是看不到的。“那是一个活跃的商业时代，人们交换各种各样的商品：对自由的憧憬，关于更好和更坏的世界的观念，自信。而菲利斯夫人没有去追名逐利。对她那一代俄罗斯人来说，省下一个月的工资去黑市上买一本《大师和玛格丽特》，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选择。”一本小说，当它被禁止的时候，人们更加认可它的价值，这应该算作当局的贡献。
列文的小说会令人联想起马克·夏加尔的绘画作品。和夏加尔的画作一样，在《忒奥克里托斯的冒险》一书中，现实和梦境之间的界限被抹去了。在夏加尔式的幻想屋里，一楼住着一位普通的苏联官员，二楼则生活着一个长了牛头的神话人物。古代和现代连接在一起，隔开这两个时代的，只有中间的天花板。
“那栋公寓楼轮廓清晰地呈现出来，每一间都灯火通明，然后你看！那个长着牛头的神话人物和那个普通的苏维埃官员竟然是隔壁邻居。住户们像洗过的牌一样互相映照着，一个人的色彩像吻痕一样留在另一个人的底色上。在牛头生物的瞳孔中，睡着苏维埃官员蜷曲的身影。比例是失调的，一个娇小的女人坐在窗台上的花盆边上，一边晃着腿一边抽烟。一个满脸胡须的小个子男人睡在一间公寓里，靠着一只体型比他大一倍的蟑螂……”
“我们生活在一个收集和存储垃圾的时代，”菲利斯写道，“我们的生活专注于不断地生产垃圾，与此同时，我们也在不断思考如何对垃圾进行处理的问题。从药物到化妆品等等一切，所有东西都在不断提醒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以污染为中心的文化里，因此需要排污。我们和他人的关系是有毒的，我们的环境是有毒的，我们吃的食物是有毒的。有毒就是我们时代的关键词。也许我们需要一次历史性的暂停，生产应该被中断，我们应该重新设定、重新规范价值标准，因此，我们或许应该暂时停止生育。市场不断说服我们相信持续生产的紧迫性，我们生活在一个被过度喂食的时代，每天都端出忘忧果，我们已经成了吃忘忧果的人，你瞧，我们满意地打着饱嗝，为什么呢？因为打饱嗝的声音是我们唯一能发出的真实的声音。” 我忍不住会想，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一定来过中国，这样说究竟是自卑还是自审，很难说。“很多人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年月都用在了等待新生活到来上，”仿佛一切都会如其所是地出现，一定有奇迹，一定不需要有所觉悟，有所行动。
作家丹尼尔·哈尔姆斯是最有名、最受欢迎的真实艺术协会成员，他曾嘲笑过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作家，讽刺过包括自己的作品在内的许多文学作品，以及包括格言在内的所有文学体裁，他曾经写道：“一个人不止活一次。今生未做完的事，来世还要去完成。”
“就列文而言，留下的不是文本，而是文本的缺失，是一个洞，一个哈欠，一个能激发想象的苍白轮廓。文本的缺失、形象的缺失、音乐的缺失，是奖章的背面，也是时代的象征。文本的缺失闪耀着神奇的光芒，它跳动着，丝毫不失真实和生动。多伊夫伯·列文的故事不是真实艺术协会对官僚文化趣味的咒骂，也不是对假装恒定的制度的咒骂。那是一种形而上的咒骂（无论这听起来有多荒谬），它展示了想象和创造的力量如何超越了语言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手稿的确是烧不毁的。”
“菲利斯的书有一个悦耳的书名，《把生活转化为故事（及其逆转）的宏伟艺术》，书评的作者巧妙地引用了一句话：‘真正的文学之乐始于故事逃脱作者控制的时刻，这时它开始表现得像一个旋转的草坪洒水器，朝四面八方喷射；这时草开始萌芽，不是因为任何水分，而是因为对附近水分的渴求。’”
狐狸是独行侠，它们喜欢荒凉的地方，如同缺席，但它们总能赢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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