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刘恒十分注重严以律已，他即皇帝位二十三年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即从未擅自兴建宫室、苑囿，也从未擅自增加车驾、衣饰、玩赏的狗，等等。他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即承接天之甘露的台形建筑；“召匠计之，值百金”。即召来工匠一预算，需要百金以上的成本。对此他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即说筑台所用的百金的成本，相当于现在中等收入者十个家庭的财产，我奉守先帝遗存的宫室，常常担心玷污其圣洁，何必要筑此露台呢！他说完就废除了这一计划。露台其实就是一个体现古人敬奉苍天的一种建筑，未必比得上我们现在讲的楼堂馆所建设；这些东西一要建、二要养，结果羊毛出在羊身上，花得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反观当今社会，某些一当上官就要大兴土木赚取不义之财的贪官们，真应好好学学孝文帝对类似事情的姿态。
孝文帝的廉明之处更在于管好夫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即说他不但自己常年穿着蚕丝与棉线混合织成的比较粗糙的衣服，而且对他宠幸的慎夫人，也要求她不得穿拖至地面的衣饰，不得使用带有绣花图案的帏帐，以此表达节俭朴素的志向，并为天下人作出榜样。司马迁把此事写入一字千金的《史记》，令人叫绝，令人感佩！二千年前的一个封建帝王，就已知晓管住夫人的重要性了。不准她们穿戴漂亮的拖至地面的服饰、不准使用绣有华丽图案的帏帐，这对天生爱美又居于特殊地位的女性来讲无疑过于苛刻；而且以孝文帝的天子地位，他的夫人完全有资格有财力享受这些华贵的服饰或装饰。但这种看似不近人情的“苛刻”，孝文帝刘恒真的做到了，而且绝非“摆拍”或“作秀”；孝文帝及其夫人的这种俭朴的生活作风，非但不为人所厌恶，而且为当世甚至后世的人所赞叹。
为了节俭，以为天下先，孝文帝“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即孝文帝修治自己的霸陵之时，下令全部用瓦器作为随葬品，不准用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材质来装饰；不准建高大的坟冢；这为的是节省费用和民力，不因此加重老百姓的负担。这是他严以律已的又一生动写照，是他从自身做起、以德化民的实际行动。一个封建帝王能做到这一点，实为开明之举、仁德之举。陵墓建设往往是古代帝王的一件大事，在那个科学尚不发达的年代，他们相信地下有灵，希望驾崩入土之后仍然过着生前一样的帝王生活；而且认为陵墓建设得好，可以保佑后人江山得坐、帝位得传。孝文帝之为不仅仅体现了他的简朴的一面，而且也反映了他关于死亡的新的认知；他没有一般帝王的那般天真的想法和庸俗的要求，而是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他的观点：死亡就是死亡，不可能复活，不能在地下过着与生前一样的帝王的生活。也可以说，这是他的唯物思想的一个体现。
孝文帝不但重视以德化民，而且重视以德化官。南越王尉佗自立为武帝；孝文帝闻知没有立即讨伐他，而是把其兄弟召到京都，贵其身价，激其自爱，以此感化尉佗；尉佗遂去除帝号而称臣。吴王刘濞诈病不朝，孝文帝见状没有问罪他，而是赐给他一把手杖，嘱其安心养身。当然这种感化在当时虽有一定作用，但后来尉佗与刘濞都走上了反叛之路。群臣如袁盎等人举谏的问题往往比较尖锐、语气直切，孝文帝闻言不但不生气，而且常常采纳其意见和建议。群臣当中，如随他从代国而来的张武受收贿赂、接受钱财被发现之后，孝文帝考虑到他是有功之老臣，就把御府的金钱拿出来赐给他，“以愧其心，弗下吏”。即以此使张武内心里感到自责和惭愧，但并不把他交给狱吏处理。这些措施反映了孝文帝对王侯大臣宽容的一面；努力激发他们自警自醒自纠，实际是给他们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处理贪贿之事，仅仅靠这种羞辱其心的作法是不够的，没有制度上的严密性和实施上的严肃性，贪贿问题就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孝文帝这样处理张武，还是基于张武在保他当皇帝时的功劳，也算以德报德。司马迁说，孝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即他一心一意以德化民，所以国内殷实富裕，礼义之风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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