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辜鸿铭

虽然人品贵重、学贯中西，但在中国的知识界，辜鸿铭这家伙只算个怪人与外人。1900年发生庚子之难，当时全世界都反对中国，只有辜鸿铭站出来为清廷的政策辩护，与外国人论理。

《清史稿》给了这样的赞誉：“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Tomson）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成。”

由于他的著作大部分以英文写出，而他的读者大都是外国人，从没有向中国人介绍过自己，所以他的思想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很陌生，大部分人以为他本是个外国人，却要冒充中国人。外国人把他当做中国人来嘲笑，很正常，那时候，全世界差不多都以耻笑中国人为乐。但奇怪的是，中国人也以他为笑料，仿佛他不是在为中国文化辩护似的。而辜鸿铭夹在这两方势力之间，也从没屈服过，这与他形容自己的诗句“荷尽已无擎雨盖，梅残犹有傲霜枝。”很相符。外国人嘲笑他给祖先磕头上供，问他，磕了头，你们的祖先就能吃到桌上的饭菜吗？他回答说：“你们去先人的墓前摆上鲜花，他们因此就能闻到花的香味吗？”而当北大的年轻学生嘲弄他的辫子时，他也毫不客气地予以反击：“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

虽然他无比热爱中国文化，但他身上总有个污点，难以洗清。仔细说来，那就是他过度拥护满清皇室，贬低汉族的文人、官员，倒把满族人的文治、品格捧到天上去，在著作里说中国的进步必须仰赖满族人的统治云云。这的确有违中国文化的汉族正统论，也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时代口号背道而驰，成为逆历史而动，螳臂当车的典型。不过在一次少有地为自己进行的辩护中，他说拥护满清并不是出于太后、皇帝的优遇，不是因为感恩而做的轻率举动。他自辩说他这言行的出发点遵循着中国自古有之的文化传统。

据我了解，这倒不算无妄之谈。在那本著作里，他曾分析过英国的社会阶层，贵族来自于所谓蛮族，意即征服者，中间阶层是本土的腓力斯人，还有平民阶层；英国的贵族虽然不出产思想，但却提供品质。他以此对照在当时的中国的三个阶层上，满族贵族、汉族知识份子，以及平民百姓。他赞扬满族人具有坚韧、淳朴、朴素的品德。我对此很同情，觉得并不算刻意的吹捧兼难以接受的谀词。比较而论，清朝的皇帝的所作所为，与之前明朝统治者相比，的确要朴实得多。而北京城里的满族人，他们的生活习惯也与一般市民并无二致，的确少有铺张浪费的传统，而为后人诟病，这是现在的我们应该承认的。当然，这些不足以为辜鸿铭来正名。以中国文化道统自居的人士，总觉得辜常说自己发明的怪话，做事离经叛道。绝不会承认辜的话是正确的，也不相信中国历史上真有如其所说的，以异族为正统的文化事件。

我们都知道辜推崇孔子，当日本的改革家伊藤博文藐视孔子，认为孔子所教时间久远，已经不适合现在的社会时，他这样反驳说：“孔子教人的方法，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辜是个很古板的人，这使我觉得他在对待清朝皇室的想法里一定也有孔子的影响，说不定糅杂了他自己对孔子思想的解读。我们知道，孔子是殷王朝的后裔，而殷王朝是被周人推翻的，对于殷的知识分子来说，周人也属于异族以及征服者。但孔子并没有固守自己的文化，相反，他曾去周观礼。我想，也许辜鸿铭觉得（或触景生情），除了礼乐之外，震撼孔子的是周人身上不同于殷人的气质，更活力、朝气、简朴，这些正是有智力但也有暮气的殷文化所缺乏的，所以他才决绝地说出了“吾从周。”这样的话语。辜鸿铭或许觉得孔子也设计了周贵族、殷知识阶层，以及平民百姓这样一个社会结构。所以，辜鸿铭亦步亦趋地套用到当时的中国现实里，作为他自己秉持的政治信念，即（“从满”）。他引用的所谓英国社会的现象，应该是个幌子，只是放在文章里让外国人得以理解中国的文化。以辜的作风，绝不会低头承认外国有什么超过中国的制度（最多是平等），故其根源或许总是在孔子那里，也未可知。

当然，因为辜自己没有对此深入的解释，所以无法考证。尽管是猜测，但对那些喜欢辜鸿铭的人，算一个小小的安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