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里与小乔

锦里与小乔

锦里后来还是随了开发商的意，终于建设成了。

锦里开张，一下子成了一个热闹的去处。本地的、外地的、国外的，像是赶集似地去淘金，人们到锦里，都能寻到各自的快乐。这种景象超过了上海的新天地，直追丽江的四方街。

新天地感受到的是优雅，是上海化中的国际化；四方街享受的是慵懒，是中国化中的民族化。如果锦里有丽江的水系，而且是雪山之水，那就不得了了。

锦里的建筑布局是沿着武侯祠博物馆，绕了大半圈，人们穿行在巷陌胡同里很放松，有时是庭院深深，有时是豁然开朗，空间的三维感极好，商用建筑的美感甚至精致创意令人踞足观赏，据说不少临着巷子的墙体及装饰是请美术学院的老师和学生手工操作。据说，锦里的策划者就是武侯的女馆长，为了以商养馆纠集一班人出的鲜招，这确实是一个有想法的国家干部，中国有多少博物馆，又有多少馆靠国家补贴着呢？赶快到锦里瞧瞧。

锦里的吃喝玩乐是民俗化的消费，诸葛连弩、泥人写真、变脸大戏等等，只要你参与，焉能不乐？锦里的灯光、表情、空气中弥漫的就是这份群体的快乐。

锦里的喧闹却吵了历史的幽深静谧。其实，锦里与历史还是有一墙之隔的。也许应该有如许的慨叹，如诸葛孔明者，而今亦只能羽扇纶巾、作“隔墙有耳”状，倾听这现代成都的靡靡之音了。

是夜。和朋友相邀，坐在了锦里灯影篱落的夜色里。酒吧的名字叫四方街，从云南丽江拷贝而来，旁边是莲花府邸震耳发聩的音乐声，毫无“四方听音”的曼妙。说拷贝并无鄙薄之意，现代文化的荒漠化让拷贝历史成为了一种时尚与必然，必得有这样的厚重与亲近，才能显得别有韵味与意味深长。否则，就吸引不了像我这样的无聊俗人，花二两银子在这里坐上半宿。历史总是无聊的轮回，在现代商业社会，更是不期获得了黄金轮回的机会。在这里，历史成了最好的布景、最好的佐料、最好的旁观者。与时下最热闹的颁奖比，历史应该获得一个现代商业的最佳配角奖才对。可惜历史并不是一个俱化的人物，也就无福消受了，只能任由利用与蹂躏，不得半点声张。

于是，历史选择了沉默。

锦里和四方街的喧哗让我有些吃惊，或许是因为年华老去，或许我喜欢清静的环境。但与我之前的期望是不相符的。我以为在这里应该很静谧，哪怕是一二私交好友聚会在此，也只是私语窃窃，烛光飘摇、沙幔轻移，一切温馨而浪漫，再点染12年份的芝华士，轻啜一口而美不胜收。

如此的喧哗，恐能睁眼睡觉的张翼德也会烦不胜烦，从历史的深处挺着丈八长矛，跳上武侯祠三米多高的粉红墙头，尽管向来不服孔明先生给他派的活，却发出当年在长板坡的一声狂吼：尔等休得喧哗，吵了我孔明哥哥的清梦！

小乔初嫁了。

从野史获悉，当年的孔明，是一个很闷骚的人：以其盖世的才情，怎可忍受其其丑无比的妻子。小乔能成为当年的大众情人，也一定成为诸葛SIR的意淫对象――从这个角度去看，历史就变得有些八卦了。小乔也成了陈圆圆，江山社稷，皆因红颜祸水而败。而诸葛SIR因爱而恨，三气周瑜仍难抑胸中怒气。

其实，笔者闲极无聊的时候，曾经对比过《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发现正史和小说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但现在的人们比我更无聊，那有什么心思管你什么鸟正史，关键是好看，所以《三国演义》被多方面的运用，而《三国志》却从来没有机会被拍成电视剧。这有点像音响店女老板给我讲的故事，说有个人去买碟片，当女老板问他要不要性教片时，那个客人犹豫了好半天，搞得女老板怒火冲天，最后恶狠狠地告诉对方，其实就是三级片，就是黄碟，内容一样，叫法不同。正史与野史也是这样的区别，同样的内容，野史只不过多了些调情的想像，其畅销却成为必然。

《三国演义》明显是在调情。当然也可以说成是作者具有明显的审美倾向。作者写诸葛亮在隆中蓄势，明里说是隐居，也许真实的情况是在郁闷中，因为我时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朋友相邀出去玩，我明明是怕老婆不敢去，但哪次不是硬挺着腰板跟朋友说我对那玩意儿没兴趣。这就是真相，真相往往不好玩也没甚噱头。诸葛亮后来事主刘备，献上锦囊妙计：三气周瑜，联合东吴抗曹；空城计调戏司马懿；减兵增灶、七擒孟获（就是在楚雄那个地方，离昆明148公里，我在那里策划过一个项目）等等，无不体现了诸葛先生非凡的智慧，在他的面前，三国所有的人物都成了臭皮匠，不值一提。同时，受刘备托孤，写《出师表》写得吐血不止，可见其忠心，天可怜见。鲁迅评论说：“状诸葛之智而近于妖。”

与诸葛亮相对应的人物是周瑜，《三国演义》中将周瑜塑造成了一个心胸狭窄、智谋总不及诸葛的小丑，全然失去了历史上周瑜的“性度恢廓”“雅量高致”“英才盖世”的“千古风流人物形象”。这有点像现在的剧本创作，总得有正反派、主配角、美与丑、以及跌荡起伏的情节变幻、错综复杂的恩怨情仇、没完没了的情感纠葛，戏才会好看，才会有市场。

写这些废话，是因为今晚坐在一段历史的隔壁，谈论的话题竟也都是些陈年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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