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虽未解除,但我们似乎忘记了几个月前的战战兢兢,也不再顾及繁琐的防疫条例。大街上,早已恢复车水马龙。生的渴望很容易战胜死亡带来的恐惧。活着,活在当下,是战胜一切正义、悲愤、崇高说辞的正确选择。
如果不是“六亿”、“一千元”、“七千万”等数字在会场上说出,如果不是“西南某市3.5万个摊位带动十万人就业”,大概很多人还沉浸在盛世狂欢中。我们太容易相信媒体营造出的幻象,却对周边人的艰难生存选择视而不见。或者说,多年来,我们太相信崇高,太痴迷于盛大,一边惊异于巨大的变化,一边被无法辨别的信息迷惑双眼,而忘记了,自己及自己周边人的生活,才是这个社会的本质。
我见过在市场外边摆摊的小贩,卖菜的同时,一双警惕的眼睛扫视着远处路口,因为那里不一定什么时候闪出一辆执法车。我也见过被没收了杆秤的老太太下跪求饶。
我不相信那些合理而正确的规定,也不相信还城市以整洁和顺畅的愿景,我更不相信队员们一句“没办法,执行公务。”我相信一个老人如果还有较好的生活,她不会冒着严寒或烈日在路边摆摊,不会弯下走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双膝。
从年龄上来说,她是那些队员的父母辈或祖父母辈。
看过格里高利 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看过福山的《信任》,看过亚当斯密,看过哈耶克,那些曾经让我深深折服的理论,在现实的生存面前,轰然倒塌。还有比有尊严地好好活着更好的经济学吗?
当制度坚硬到能敲碎生存和尊严,那它绝不是善良的。牺牲底层人的生存需求换来的美妙光景,崩塌的速度一定远远超过营造它的速度。
好像在一夜之间,她可以重新走向街头,甚至是被请上街头摆摊。昨天还是要坚决清理的垃圾,今天反而成了座上宾。我大概能想象到,她不用诚惶诚恐小心翼翼了。
可我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良善、上进心和求生的欲望,也不是多年的拼搏与积累,而是无从把握的制度。在这个密密织就的网中,你我皆无所逃。命运操于他手,我们何曾有过自己的选择?
谁知道明天等待她的是什么条例呢?
谁知道明天等待我们的是怎样的控制?
我们到底是自己命运的的主人,还是为他人制造珍馐美味后无声消失的累累白骨?
以我们几千年来积攒的生存智慧,我相信我们能从死板呆滞的控制中,找出一条条活路。有卖马的秦琼卖刀的杨志,有卖艺的杜十娘,还有卖火柴的小女孩。他们,我们,都对明天有美好憧憬,都在想尽办法为自己挣一个明亮的未来。
关闭了小工厂的朋友还在努力找工作,已经三个月没发工资的伙伴依然坚守岗位,还有关了餐饮店的朋友做骑手送起了外卖,他们何曾绝望,但凡有机会,一定会紧紧抓住,我们和明星、富豪、以及电视里念稿子的人一样,都有美好的明天与希望。
但谁都躲不过时代的癫狂。
在条例的缝隙中,还能找一条生路。然而,没有头脑,没有基于自由的创造活力,这条生路能走多久?
其实,不用找很多例证,当你看到自上而下都是一团和气,只有自我表扬歌功颂德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根本看不到任何长久的生路。
这已经是美妙异常毫无冲突与矛盾的天堂了,还需要什么生路。
我们眼界所及的地方,是何冰老师口中蓬勃有力的后浪,是一心操劳的念稿人,是一件又一件的大事,是一心使坏的敌国。除此之外,我们的眼里还有什么,或者说,还能看到什么?
如果看不到也听不到更为多元的声音和更广阔的世界,那大脑如何变得敏锐又如何激发创造力?
活着,活得在稍好一些,就是我们的使命。至于说,能不能活到另一个状态,能不能有自由选择,连讨论的可能也不会有了。
我理解下跪的老人,理解站在旁边队员,理解一切一切的人。唯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我们的生活需要被规定,为什么服从与听话一定要大于哪怕一丁点的怀疑。
对于明天,我始终不知道该抱以何种态度。
1918年11月7日,年已六旬、对时事绝望的梁济,问自己二十五岁的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几天后,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
梁漱溟对明天抱有热切希望,而他的父亲梁济,我们无从猜测他当时的心情。大概他会觉得:
一切恍若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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