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是活着，准能成为一个伟人。一个像詹姆斯·J·希尔的人。他也能建设全国。”
“没错。”我言不由衷地说。
他笨拙地摸索着床罩上的绣花，想把它扯下来，然后僵硬地躺下——他立刻就睡着了。】
当晚一个听起来明显很恐惧的人打电话来，非要先知道我是谁，才说他的名字。
“我是卡罗威先生。”我说。
“噢——”他听起来放松了许多。“我是克里普思普林格。”
我听到也放松起来，看来盖茨比的坟前终于又能多一个朋友了。我不想把葬礼的事登报以招来看热闹的人群，所以我一直在亲自挨个打电话，这些人都很难找。
“葬礼在明天，”我说，“下午三点，就在这宅子里。希望你能联系到任何愿意来的人。”
“哦，行啊，”他急忙开口，“当然我很可能不会见到任何人，但我见到的话一定会。”
他的语气让我起疑。
“你肯定是会来的吧。”
“呃，我一定尽量去，我打电话是因为——”
“等一下，”我打断他，“你能不能确定说你会来？”
“呃，其实——是这样的，我现在住在格林威治（位于纽约西部）一个人家里呢，明天他们想让我跟他们在一起。其实是有个野餐之类的，当然我会尽量走开。”
我毫不掩饰地“哈！”了一声，他一定是听出了我的意思，因为他接下来的话有点没底气。
“我打电话是因为我有一双鞋落在那儿了，想看看能不能麻烦管家把它寄来。你瞧那是网球鞋嘛，我没它穿挺不方便的。我的地址是：B. F代收——”
我没听到剩下的名字，因为我把听筒挂了。
随后我为盖茨比感到一种耻辱——我打电话的一位绅士委婉地表示他是活该。不过这是我的错，因为当初他喝盖茨比的酒喝得起劲时，对盖茨比造谣中伤也居于最恶毒之列，给他打电话确实是我欠考虑了。
葬礼当天早上我进城去纽约，见迈耶·沃尔夫山，我用别的办法根本找不到他。门牌号还是开电梯的小工告诉我的，上面写着“万字控股公司”（卍）。我推开门，一开始里面好像空无一人，可我喊了好几声“你好”没人应后，却听到一侧隔墙后面发出一阵争吵声，没多久一个漂亮的犹太女人从一个内门走出来，一双黑眼睛恶狠狠地把我打量了一番。
“没人在，”她说，“沃尔夫山先生去芝加哥了。”
第一句明显不是真话，因为有人在里屋哼起了不成调的《玫瑰经》。
“请转达，卡罗威先生想见他。”
“我也不能把他从芝加哥弄回来呀，是不？”
这时一个声音，是沃尔夫山不会错，从门的另一侧喊起了“斯黛拉！”
“把你的姓名留在桌上，”她飞快地说，“等他回来我给他。”
“可我知道他就在那儿。”
她朝我跨了一步，愤愤地把双手叉在腰上。
“你们这些年轻人，以为这里是你家呢，什么时候都可以闯进来。”她训斥，“我们烦都烦死了。我说他在芝加哥，他就在芝-加-哥。”
我提了盖茨比的名字。
“噢！”她重新打量了我一遍。“你能不能——你怎么称呼？”
她消失了，很快迈耶·沃尔夫山就肃穆地站在了门口，两只手都伸了出来。他把我拉进办公室，用恭敬的语气评说，现在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最悲伤的时光，然后给我递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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