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与其说历史是一门事实科学，不如说它更近于文艺。在古希腊神话里，司历史的女神叫克莱奥，是一位缪斯，九位文艺女神中的一位。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谓确凿可靠的信史是不存在的，我们觉得某部分历史可信，也许仅仅是因为这些所谓的史实合乎我们的现时兴趣。人们研究、翻阅历史是因为他们在现实中遇到问题。所以人们对历史的态度从来都是功利的，带着个人的道德判断和现实需要。人们对历史细节的追思和考据都是选择性的。所以某种意义上，历史写作更像是一种创作。既然历史像创作，那么文辞精妙也必须是书面历史应该有的一种品质了。历史写作固然要求“信”，然则历史写作也必须同时求“雅”，也要追求叙上的优美。因此大多彪炳后世的历史巨著，其文学性也多值得人称颂。比如吉本的《罗马史》，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在所看过的华人所写的历史书中，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则可以算一个范本。《万历十五年》虽是史学专著，但字句流畅优美读来也颇让人受用。此大概也是《万历十五年》一度成为畅销书的主要原因吧。

       黄仁宇这本《万历十五年》只切取了明史后期的一个年份切片，其窥斑见豹的写法，颇具启发。关于明朝的衰败，一向众说纷纭。有归因于气候地理：16世纪是“小冰川纪”，气候异常寒冷干旱。对于朱明帝国而言，北方游牧迫于生存南下掠食，以及国内西北大旱绝收导致的流民漶漫，是致其亡国的内外二因。也有归因于大航海时代美洲的开发，墨西哥白银大量流入东亚，导致明中后期经济秩序崩坏而溃乱。当然华人作家写明史，则大多从人事分析入手。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的说法是：朱明的溃败是因为其政治制度的僵化和政府的低效和腐败。制度僵化的根本原因自然是因为朱明秉持的政治理念的失败，（当然也是上下五千年一贯以儒家经典治国的各王朝的失败），儒家的治国方略在于将政治泛道德化，以道德评判替代实际效用。其结果是治国平天下以德为本，有德化而无法制，有王治而无宪政。行政目标以安定承平为务，而不是社会进步，只求守成，不图创制。制度因循而无革新。朱明王朝虽然有庞大的文官集团，但其行政效率极其低下，政治中枢与地方实际脱节。也即书中人物首辅大学士申时行所谓的：“上下否隔，中外睽携，吾未闻长治久安能如此者”。

       科举取士的弊端之一是官员普遍没有处理实际事务的才干，弊端之二是往往抱团以道德之名相互攻吁。经世致用的能吏如王阳明、张居正者实属凤毛麟角。在洪武、永乐创制之初，皇帝个性强悍而且有能力，皇权无限大，能凌驾文官集团而直接掌控形势，其时行政中枢还能较及时地对时事做出反应（虽然未必是最合机宜的）。到了明中叶嘉靖之后，文官集团日益膨胀完全成熟之后，皇权日益畏缩，皇帝事事受文官集团掣肘，终于沦落成了无所作为的政治象征。而实际的政治操作不是落在宦官阉竖就是落在官僚集团的股掌之中。明中叶之后的皇帝，秉性为人多不合流。不是特立独行行为怪异（个性偏执如嘉靖者）；就是三十年如一日的不理朝政（个性消沉如万历者），荒嬉失政的也不少见（如正德、天启者）。即便偶有励精图治如末代皇帝崇祯者，终也因为形格势禁，气数濒危而一筹莫展。

       《万历十五年》写了六个人，初始好学上进终而荒废政务的万历皇帝；精明强干奋发有为的首辅张居正；张作风迥异的继承者，折衷调和皇帝与官僚集团的首辅申时行；功勋卓著的将领戚继光；道德楷模海瑞；行为不羁但影响巨大的文人李卓吾。这六个人个性各各不同，但无一例外都最终成了难有成就的环境牺牲品。黄仁宇借这六个人的失败说明了朱明王朝溃败无可挽回的事实――凡改革者都难有作为，政治制度的僵化可以扼杀一切革新势力，即便是作为权利至上的皇帝万历，最终也只能采取一种消极态度来逃避他所充任的角色责任。至于其它五人，下场各各凄惨，张居正的半世事功终被泯没，死后被追罪清算。申时行最后清誉全毁，告老下野。戚继光是张居正门下，一并被驱逐。道德楷模海瑞被目为不可理喻的怪人，对他的死所有人额手称庆。李卓吾落狱自戕身亡。可说无一善终。

       万历十五年在史书上可算平淡无奇的一年，四海清平，内外无事。“然而一个镂花的窗格也预示了帝国崩溃的最终命运”（卡尔维诺的《隐形的城市》），朱明王朝溃败的命运已经在万历十五年这个平淡的年份里彰显出来了。同时，这也是自秦汉一统后的帝制史的一个横断缩影。一是将政治泛道德化，二是在实际管理方面，数据处理能力的欠缺（黄所谓数目字管理方面的无能），致使二千年治乱循环更替，而无一个制度方面的革新和进化。

       《万历十五年》写的真不错的！虽然是一本旧书，但还是值得推荐。